◎大學改革宣言/台大自由之愛

做為真理的追求者,我們堅決主張,一切不合理的,都要毫不棧 戀地加以揚棄。

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信仰,一個社會也永不該只存在著一成不變的教條。就是因為信仰不同,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使真理愈辯愈明空間――大學。就是因為社會的生機在於變革,所以我們才需要一個獨立於既存利益的乾淨地――大學。

但是我們認為現存的大學體制將使最基本的言論思想自由被扭曲，使學術成為政治的附庸，使研究者反而被拋逐在社會變動的最末端，除非能夠徹底地全盤革新現有制度。因為：

第一：現存的校園思想檢查制度違反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一條所規定者：「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言論自由不容許被無理地打上任何折扣，因此我們要提出對於「自由應以法治為前提」的正確定義：對於言論表達的限制應以法律明定者為限；執法者在使用法律時不得違反「法律正義」原則，例如，原告與審判不得為同一方，不得以事前檢查代替事後仲裁。任何違反這些原則的都是「惡法」。

但是以目前存在於各校園的審稿制度為例，不只以審稿人員片面的自由心證來戕害撰稿人的表意自由，事後的救濟程序亦不合乎公平正義原則；「懲戒委員會」的場面只能令人想到歐洲中世紀的宗教法庭。

更何況審稿制度只是諸多不合理制度的一例而已。

第二：大學的自主性在教育行政權的不當行使下已經完全喪失。教育行政機關的權限應該只在於「協助」大學建立其周邊的硬體設施。至於大學教育的目的、內容以及實施方式，則應交由以教授和學生為主體的會議為最高的決策機關。「行政官僚」的責任只在於執行政府政策，若任由其介入大學校務則產生如下之不良後果：（1）政治介入學術（2）外行領導內行（3）大學教育的形式化、官僚化，學生創造力的退化。

但是目前中華民國境內各大學，上至校長、教員之聘用，下至課程內容的設定、學生活動的限制，均由外於學校教授和學生的教育行政機關掌有大一統的決策權。造成的結果是各大學無法充分發展其特色，官僚代替學者決定學術事務。受到傷害的不只是教授、學生的知識良心、道德勇氣；更嚴重的是二十年後即將成為社會中堅的我們雖恐懼於自己的思考僵化、負責能力不足，卻更氣憤於束縛學術生機的不當教育法令，教導我們不用負責、不敢負責的父權意識和特別權利關係。

第三：因為制度上的不良，使得我們的大學淪為販賣技術知識的商場，使得虛無主義、逃避主義取代了人文精神、關懷能力。在大學危機的背後我們更看到了台灣社會未來的問題：標準化取代了創新精神，虛偽的官僚作風取代了言行一致的道德精神；我們永遠寄望於海外替我們培育「一流的中國人，卻絲毫不願意正式地面對國內大學教育的問題。

因此我們堅決要求：

一、將大學生等同於一般公民不得剝奪大學生任何屬於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講學自由、集會結社自由。我們願意、並且向法律負責。但是請先廢除一切違背正義原則和缺乏適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的法律、命令。

二、將屬於知識的還給知識，行政力量退出一切逾越其權限的事務、校園事務、教育事業的決策權和意思形成，應該交由教授學生組成的團體來行使。

刻意的掩飾缺失和批評造成的結果不是安定而是僵化和虛偽。將學術交給官僚造成的不是效率、理性而是教條主義。身為真理的追求者我們不願鄉愿主義發生在校園――一個最需要誠實的地方。所以請立刻廢除一切不合理的制度。


摘自〈台大自由之愛第二期1986年12月22日〉

CREATE YOUR OWNSEND TO 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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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的選舉當中，利用傳播媒體達到宣傳、告知甚至攻訐抹黑的情形
都早已希鬆平常，屢見不鮮當每個候選人的身影，出現在螢光幕前時，
同時也是白花花的鈔票送進電視台的時候。於是乎，能夠獲得多少的電
視曝光率，則端乎己方陣營擁有多少銀彈的能耐。這次選舉，馬陣營能
夠獲得高出想像的得票率。我想廣告的所達成的效果，是無法忽視與撇
開的。


然而，當選舉成為一個擁有多少資產，便能獲得多少曝光率的同時，於
是金錢的多寡，也間接成為當選與否的可能高低。在這樣的大眾社會底
下，一般民眾對於候選人所能獲得的資訊，不過是選舉公報的小小欄位
，以及沒有太多人看到的公辦辯論會。而花下大筆銀彈的候選人，則在
每個人的周遭不斷出現。在你吃飯看電視的時候，在你拿起早餐看報紙
的時候，在你聽著廣播節目的時候，在你開車上路時，路旁的旗幟飄飄
。於是選舉也成為了廣告，一個曝光率高，便宣告勝利的預言。


在一個缺乏有效的公民媒體的社會底下，我們無從獲得不被扭曲的資訊
，在一個以金錢多寡決定勝選機率的社會，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具備足夠
公信力與號召力的媒體。在一個充斥媒體的社會裡，我們沒辦法不從媒
體接收資訊，但是爆炸性的媒體數量，卻沒有帶來質方面的提升，相對
於公共電視的孱弱，有線電視台二十四小時的播送帶來是對於我們接收
媒體的轟炸，我們已經失去獲得有效資訊的管道，在這樣一個資本橫行
的社會。


孱弱的公共電視，需要更強健的體質，建立起有公信力，更有號召力，
能夠為民眾所認同的媒體。如同英國的BBC以及日本的NHK，在一個各
有立場，互佔利益的媒體環境下，我們除非認清，現今的台灣媒體，是
無法真正的做到所謂的「為民喉舌」的堅定第四權。電視台業者，只有
眼前的利益，在以商業為本質的前提下，公共利益與商業獲利的天平上
，勝利的往往是後者。唯有建立不以商業獲利為訴求的公共媒體，我們
的資訊管道才有可能擺脫政治光譜以及資本主義的戕害。當選舉已經成
為電視前的一場秀，至少，我們可以要求公平的觀看兩者表演，而非是
財大氣粗一方的個人秀。

你快樂於是我快樂

瘖啞的樂聲，歌詞美麗，但卻烏鴉嘈雜
重慶森林，都市的叢林，我愛那個古靈精怪的王菲
還有梁朝偉演的那名淡漠的警察

所以無辜的你我，殆盡這個城市的漩渦
你知道嗎，世界在旋轉著，世界繞著所有的感情再轉動
天上人間，有著怎樣的夢呢？
也許在愛情的催化下，所有的黑暗污穢，都可以成為最美麗的事物
你知道的，牽著你的手，於是我們有勇氣向前走
向前走到我們走不動的時刻
彩虹擺在天邊，七道彩色，標著一天一種的心情
你的眼睛，映著七種顏色，黑色的眼珠，因為太過的澄澈
把所有的世界都拉進你的眼窩
我愛著你的所有，在你的一個旋轉一個眨眼裡
倒臥在滿天的玫瑰花瓣底下

該何去何從，謝謝你的所有
謝謝你的出現，以及你給我的自怨自艾
我愛著沈浸在這種莫名的頹喪裡，在這個音樂襯起的世界中
我放開所有的感官，只是迴盪在音樂與所有低落的情緒下

愛你，愛你所造成的魔力
愛著你一張口就散發的魔力
陪著你，更是不論天涯或海角，荒遠的地面上，點綴黃色翠花
飛翔飛翔，我們滑過天際

我一邊回想，文字的使用，在字裡行間中
怎樣的排列組合，抽離單字，調動順序，鋪排感情
我繼續坐著號為創作的文字構型
陰晴圓缺伴著悲歡離合
人世間總有各種各式的歡樂淚水
多解多解，一個話怎麼帶起一個情緒
一個情緒怎樣殺死一個人

你知道的，一種腔調，帶來完全不同的感受
我愛你的千變萬化，但是總有一個最愛的你
即使你有一百種的你，我還是最愛那個，古靈精怪的空姐

愛的火花，燃起橘色燈焰，照亮深夜裡的期期艾艾

愛你愛你，謝謝你給的一切
謝謝你的所有

鬥爭鬥爭鬥爭
向這個社會鬥爭，向這個世界鬥爭
向資本主義鬥爭，是全世界所有的不公義鬥爭
走上街頭掀起焰火毀滅所有，我們要把所有的階級體制全部打倒
打倒打倒，打倒西裝領帶，打倒高級轎車
把所有的爛喀全部打爛在地，泥土裡賤起血花
我們要領著所有的暴民，衝向所有的高樓鐵塔
拒馬鐵絲網，挖起地上的磚石，拋向所有穿制服的人吧
石頭底下是沙灘，我們要沙灘，我們要所有的陽光我們要揮開陰暗
無法阻擋的我們，向前向前向前，我們踏步向前我們排成一列
我們是不可阻擋的浪潮，大浪打來，沖走一切
把所有舊的腐爛的全部衝垮換新

沒有看不見民意的民意代表，沒有威權的政府，沒有銅臭的資本家
光榮映照著我們，我們是新時代的主人翁
我們是新時代的主宰，我們掌握了航行的舵
大海航行靠舵手
打砸搶打砸搶，搶回屬於我們的一切
你的我的，從那資本家的手裡搶回來

股票交易所、中央銀行、有線電視台
資本所構築的所有一切，都要在火焰裡化成灰燼

國際歌，唱過一遍又一遍
把所有的人民連結在一起
一定會成功，一定會成功
世界不是資本主義的世界，世界是公理正義的世界
這個夢想一定要實現
這個不會再是夢想

資本家政治家，食著腐肉的社會腫瘤
割去他毀滅他，我們換回一身健康的身軀
英特耐雄爾，就一定要實現就一定要實現

帶著大鼓，敲響所有資本家的喪鐘
武裝起來，舉著火炬，帶著所有的磚塊瓦石
不要懼怕那坦克車，胸膛迎著那槍口

世界是資本家的，但是我們卻要把他奪回來

紅色的世界，沾染著資本家的血液
鬥爭，在任何的場域鬥爭
為著公平與正義去鬥爭
衝破牢籠，異化的人生
人該有選擇其他生活的自由，我們要自由
我們要掙脫資本主義的牢籠
剩下的只有枷鎖

打倒資本主義打倒資本主義打倒資本主義

http://luxury.qq.com/a/20080122/000052.htm


上世紀的六十年代中期開始到七十年代初，是一個青春的年代。　　
那是一個全世界的年輕人用熱血和理想去企圖改變這個世界的年代。
　　

當年在鄰居日本，學生運動也轟轟烈烈，甚至不亞於中國，而且在中國紅衛兵們偃旗息鼓以後，日本年輕人們還走向世界，在歐洲，亞洲和中東手持自動步槍和手榴彈和不共戴天的帝國主義敵人進行武裝鬥爭。　　


日本的學生運動由來已久，追根尋源可能可以追溯到1918年東京帝國大學學生們乘所謂“大正民主”的機會成立的“新人會”。第一次大戰以後席捲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使得學生運動迅速轉向共產主義。1922年日本共產黨成立以後，學生運動更是如火如荼。隨著日本一步步走向軍國主義，對學生運動的取締和鎮壓也隨之升級。到了1933年京都大學法律教授瀧川幸辰本人也被趕出校門以後，在憲兵和特高員警鎮壓下日本學生運動銷聲匿跡。領導學生運動的日本領導們也出走中國，在延安堅持反戰鬥爭。　　


戰後，隨著佔領軍的民主改革。口號為爭取教育民主化的學生又捲土重來，1948年成立了“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簡稱“全學聯”。戰後的學生運動一開始還是和戰前一樣，受日共的領導，但是逐漸地學生運動就和日共分道揚鑣。和人們想像的相反，到了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頂峰，學生運動和日共幾乎沒有了關係。　　


這有幾個原因，首先是日共在戰後的方針變幻無常，一開始是認為學生屬於小資產階級，而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農大眾，對學生運動失去了戰前的熱情。加上朝鮮戰爭開始以後日本國內政治的右傾化，日共領導人又重返中國避難造成領導權丟失。還有就是日共在1951年將其議會鬥爭路線改成武裝鬥爭，而在1955年又宣佈放棄武裝鬥爭。如此左往右來，造成學生們無所適從，加上此時蘇共開始的反史達林運動，使不少共產主義運動的陰暗面公佈於眾，日共名聲大壞，所以學生乾脆另立山頭，自己摸索道路。從此日本就有了所謂“舊左翼”和“新左翼”的說法，日共和其控制下的組織被稱為“舊左翼”，而反日共的形形色色的左翼組織側被統稱為“新左翼”。　　

反史達林運動的結果使史達林的政敵的托洛茨基理論再次受到了人們的重視。史達林走下了聖壇，也就意味著托洛茨基不再是“反革命”的代名詞。不再意味著是分裂主義者，叛徒，小資，冒險主義，反共，而是一種可以討論的思想。於是托洛茨基主義在學生中成為熱門，60年代日本學生運動的兩大派別，“中核派”和“革馬派”的口號都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史達林主義”，“帝國主義”當然指的是美國，“史達林主義”不僅指的蘇聯，同時也指中國，指所有執政的共產黨。執政就是史達林主義，要革命就必須堅持托洛茨基主義。


戰後日本的學生運動有兩次高潮，一次是從1959年開始的“安保鬥爭”，目標是反對日美安全保障協定的修改。　　　　


“安保鬥爭”的序曲應該說是全學聯開始的“砂川鬥爭”，反對砂川美軍基地擴建的運動。一開始日共在砂川駐有工作隊，可是在日共宣佈放棄武裝鬥爭時連駐砂川的工作隊也撤走了。在砂川人看來，這是一種不可容忍的叛賣行為，所以後來砂川鬥爭真正開始以後，砂川人堅決拒絕日共的參與。　　　　


砂川事件的當時是學生和砂川市民勝利了，政府不得不放棄測量計畫，擴建也就不了了之。學生勝利的原因很多，比如政府並沒有決心要幹，法律界也有不少人同情學生，在審判被捕學生時，法官的判決不但是“全員無罪”並且判決擴建美軍基地“違反憲法”。違憲的官司是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但是政府方面也不願招惹更多麻煩。　　　　


1951年與三藩市和約一同簽訂的規定美軍在日本駐軍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將在1961年滿期，修改為《日美協作與安全保障條約》。這時就是“安保鬥爭”的主要部分了。學生運動反對這一條約首先是從反對駐日美軍這一簡單出發點開始的。但是到了在國會審議這一條約時，有人對條約裡“為了維持遠東地區的和平安全”這句話裡的“遠東”提出質疑，外相藤山愛一郎在答覆時說：“以日本為中心，菲律賓以北，中國大陸一部分，蘇聯的太平洋沿海部分。”　　　　


這種解釋讓日本人和亞洲人想起了15年前的“大東亞共榮圈”！到底是在修改《日美安保條約》還是在為再次侵略亞洲而鋪路？現在不只是學生，其他市民也發出了疑問，參加到“安保鬥爭”中來。　　　　


當時和日共對立的學生運動的中心組織是一個自稱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其實在更大程度上是托洛茨基派的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為了強調自己的原教旨性，特地用德語的“Bund”（同盟）作愛稱。　　　　　　


當時的岸信介內閣利用在眾議院的多數席位而在1860年5月19日強行表決通過了這個條約，要鑽法律的空子——既然參議院可能無法通過這個條約，那麼只要參議院不否認這個條約就行了，岸信介的計算是參議院無法審理這個條約而使之在30天后的6月19日自然生效。　　　　


這自然遭到了各界的反對，要想使已被眾議院通過的條約法案實效，除了在6月19日前打倒岸信介內閣之外沒有任何辦法。而岸信介內閣對於連日全國六百萬左右大規模遊行示威裝聾作啞而使之在6月19日清晨零點自然生效。岸信介內閣的辭職是6月23日的事情了。　　　　


“全學聯”和“Bund”沒有很嚴密的組織，任何人只要說他是“全學聯”了，他就是“全學聯”了。作為一個革命黨，這是致命傷。全學聯當時根本沒有秘密工作的經驗，甚至連公開和秘密的兩套領導班子都沒有準備，以至在羽田機場和員警對峙時78名學生領袖被員警一網打盡，一直到安保條約自然生效以後才被釋放，這也是鬥爭失敗的一個原因。　　　　


鬥爭的失敗使“全學聯”發生分裂，1963年學生運動的中心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成“革馬（革命馬克思主義）派”和“中核”兩派。各派分別參加反對當時已經進入泥沼的越南戰爭和反對三裡塚建設新空港的鬥爭。

這時日本學生運動開始了第二次高潮，即所謂“大學鬥爭”。一開始是一直與學生運動無緣的慶應義塾大學在1965年1月反對大學學費上漲開始的，一直發展到了全校罷課。這次慶應的運動和以往零散的學生運動不同，從一開始就很有組織性。運動只持續了兩個星期，結果是以塾長（校長）高村象平辭職，取消強迫購買校債的做法，比較和平地得到了解決。


但是和平的學生運動好像到此為止了。過了整整一年，1966年1月，這次是和慶應大學截然不同，戰前開始就是學生運動中心的早稻田大學學生因為學費上漲和學生會館的管理權問題與校方發生對立。這次風潮一直到6月份才結束，被稱為“150天鬥爭”。　　　　

1965年12月20日校方決定上漲學費以後，1月份反對運動就已經發展到了全校罷課。學生在校園內築起路障街壘，阻止入學考試的進行。校方在2月23日招來員警機動隊強行驅散學生，並逮捕了203名學生，總算保證了入學考試的進行。但是員警一撤出學校，學生們又聚攏了起來重新抗議，結果是總長（校長）大信泉辭職，學校撤回上漲學費的決定並且同意由教職員和學生聯合管理學生會館。


赤軍派”從一開始走上歷史舞臺，就導演了人稱“大阪戰爭”和“東京戰爭”的大量“M行動”。搶劫郵局籌集資金（MONEY）來購置槍支彈藥，甚至直接搶劫員警派出所以獲得槍支。但是1969年11月5日他們在大菩薩山口設立用來訓練襲擊首相官邸的秘密基地被員警破獲，武裝部隊53人被一網打盡，殘餘人員紛紛逃往海外。逃往海外的主要分兩部分，一部分是以大阪市立大學學生田宮高為首的9人在1970年3月31日劫持了日航的“澱”號飛機投奔北朝鮮。另一部分則是重信房子，奧平剛士等前往中東，投奔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FLP，簡稱“人陣”），組成“赤軍派阿拉伯委員會”，又稱“阿拉伯赤軍”，後改名“日本赤軍”。　　　　


繼續留在日本活動的一部分赤軍派則於1971年和一個叫做“日本共產黨神奈川縣常任委員會革命左派”的一個毛主義小組織合併，成立了“聯合赤軍”。“聯合赤軍”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在思想上不倫不類的組織，集托洛茨基主義，石原莞爾主義和毛澤東主義之大成，1972年2月29日聯合赤軍在“淺間山莊”進行“肅反整風”時被員警包圍，從此退出歷史舞臺。沒有參加淺間山莊肅反的漏網者後來不少出國參加了“日本赤軍”。


1973年在“沖繩歸還”時的學生運動是戰後日本學生運動的最後一次迴光返照，那以後學生運動就幾乎成為了歷史名詞。　　　　


現在還有沒有學生運動？還有，今年5月3日憲法紀念日，那次學生運動的名門，日本大學反對修改憲法的學生們在新宿和反對他們散發傳單的右翼組織還打了一架，雙方各有幾人受傷。路過的一位正好也是畢業于日本大學的行人十分感慨地說：“看那光景好像回到了70年代，真想不到現在的日本居然還會有人為了意識形態去流血”。

　　
到現在為止的“大學鬥爭”基本上都是私立大學反對學費上漲的鬥爭，沒有多少政治上的含義。隨著經濟的發展，大學的規模在不斷擴大，添置新校舍，新設備的財源不足，學校因此向學生轉嫁包袱。這幾場鬥爭學生勝利的一個很大原因是教職員同情學生。作為學費上漲收益方的教職員的觀點是政府應該加強對私立學校的基本建設資金補助，而不應該聽任學校向學生轉嫁經費負擔。　　　　


但是到了1968年，這次日本大學的情況就不一樣了。4月1日的新生入學典禮剛過，第二天國稅廳的調查就發現日本大學有20多億日元的去向不明。日本大學也是沒有過學生運動的學校，但是和慶應大學不同，慶應大學學生是對政治不感興趣，而日本大學則是由獨裁管理排除學生運動。學生們淤積下來的對校方的不滿正好乘這個機會一氣噴發了出來。　　　　


這次的日本大學問題其實成了一個大學本身的存在方式問題，已經超越了學校經費管理的範疇。受中國文化大革命理論的影響，日本學生們提出來了“教育為誰服務”的問題。教育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資本家提供勞動力這個問題。


日本大學的學生運動，從一開始就是流血抗爭。日大有體育的傳統，學生中所謂“體育系學生”，也就是拿體育獎學金的學生較多，而這些學生的利益是和校方一致的，所以“體育系”和“全共鬥”不斷發生流血衝突。但是雖然有校方的支持，“體育系”學生卻占不了上風，這是因為時代不同了，日本已經進入了全面學生運動的時代。　　　　


幾乎與日本大學同時，東京大學也鬧起了學潮。其實東京大學的學潮是在1967年開始的，但一開始僅僅是限於醫學部的反對研修醫制度的鬥爭，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當年麥克亞瑟給日本醫學界帶來了一個“研修醫”的制度，醫學院學生畢業後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研修以後才能正式從業。但是在實際上這個制度成了醫院和開業醫師使用低價勞動力的手段，一直受到醫學院學生和年輕醫師的反對。　　　　


這次東大醫學部學生舉行無限期罷課，醫學部也毫不示弱，一下子對17名為首學生的處分，包括開除4名，東京大學從來沒有過的處分行動。


但是受到處分的學生中，有一名當時人在九州，不在學校，並且就住在醫學部部長豐川行平的外甥家。但醫學部對這種明顯的冤案視若無睹，堅持處分。醫學部學生在1968年6月15日佔據了東大的象徵——安田講堂。　　　　


安田講堂被佔領以後，東京大學校方打破了不成文的規律——招來了員警機動隊，驅散了佔領安田講堂的醫學部學生。這一下子把一個學部的問題擴展到了全學校。並且一下子招來了全東京，全國各大學的支援學生們。　　　　


那個時候的學生運動有一個很重要的時代背景和共同口號，就是反對美國在一個落後的小國進行的一場十分不得人心的戰爭——越南戰爭。在這時候被揭露出了一件大事，就是美國軍方一直在向日本的大學提供研究基金。牽涉到的有包括19所國公立大學在內的25所大學和包括4所國公立研究機關在內的9所研究機關。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於醫學和生物學，而且全是細菌和病理研究。研究專案雖然不直接是軍用專案，但是能夠很容易地轉為軍用。當時正好是美軍開始在越南噴灑除草劑的時候，知道真相了的學生們都為被作為殺人犯的幫兇而利用大為憤怒。反越戰，反安保和爭取大學自治管理把學生運動推倒了高峰。


各校之間組織了“全學共鬥會議”，簡稱全共鬥來統一指揮。幾乎所有教職工和學生都不同程度地捲入了運動。政府對付學生運動主要是出動員警機動隊進行鎮壓，但應該說剛開始的時候員警的態度還是比較和緩，對不少學生的過激行為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但是從1968年下半年開始，員警的態度趨向嚴厲，這是因為當年9月4日一名員警在日本大學被學生投出的石塊造成顱骨骨折而死亡，這件事使員警和學生徹底對立。　　　　


1969年1月18日開始員警在使用武力驅散佔據東京大學安田講堂的學生（被稱為“安田講堂攻防戰”）前，政府專門撥款7億日元為員警購置催淚武器。員警在進攻時毫不留情，使用推土機，噴水車，催淚彈，甚至用直升飛機從空中直接播撒催淚劑。終於在35小時後的19日下午5點46分佔領了幾成廢墟的安田講堂。第二天（1月20日），東大畢業的內閣總理佐藤榮作視察現場，見到母校的象徵安田講堂的劫後慘像，不禁悵然淚下。但是大多數傳媒則認為那不是因為傷心而落淚，而是被殘留的催淚劑給熏的。　　　　


東大安田講堂事件以後，雖然東京大學，東京工業大學等還在繼續鬥爭。但整個學生運動的中心從關東轉到了關西，主要以京都為中心進行。一般把安田講堂事件作為分水嶺來把學生運動分為前期和後期。後期和前期最大的不同就是從一開始就是暴力衝突。此時學生們已經走向過激，後來留下不少傳奇的“赤軍派”就是這個時候出現的。武器也從石塊，棍棒發展到了燃燒瓶和炸彈。並且到處有學生襲擊員警企圖奪取槍支的行動。　　


現在日本的《燃燒瓶防止法》就是那個年代留下來的遺產。　　　　


但是從1969年9月以後，學生運動就開始衰退了。衰落的最大原因當然是僅靠學生的力量是無法和強大的國家機器抗爭的。此時被捕的學運活動家越來越多，保釋金達數千萬日元，經濟來源大部分靠街頭募捐的學生組織在經濟上已經無法負擔了。另外，日本學生運動的目標不確定性和內部抗爭也是促成其衰落的一個原因。


當時的日本學運，口號繁多。“反對越戰”是大家一致的，“反美反史達林”大家也都沒有意見。但是牽涉到國內問題是就一件無法統一了。比如其中有一個口號是：“自我否定”，一開始是反省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到了後來就乾脆成了從物理上否定大學教育的怪論。“皮之不存”，還要大學生幹嗎？


學生組織的內訌，一開始還只是造反的學生和親校方的學生們的爭鬥。到了運動全面開展以後就成了造反學生之間的爭鬥，並且愈演愈烈。　　


日共始終沒有支持過學生運動，那些形形色色的NEW LEFT（新左翼）在日共看來全是一些共產主義的叛徒托洛茨基派。所以在他們領導下的學生運動也只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小丑跳樑”，從一開始“全共鬥”和“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日共所屬的青年週邊組織）就爭鬥不斷。日共在學生運動中置身事外雖然得保其身，但付出的代價是整整一代人對日共的反感。　　　


後來“全共鬥”內部分裂出來的“中核”和“革馬”更是勢如水火，生死不能相容。同根所生，一旦翻臉，仇恨比他人更甚。加上“革馬”派有名的“臨陣逃亡”事件，更是讓“中核派”咬牙切齒。東大安田講堂事件時，前去支援的各派都有自己的陣地，“革馬”派的陣地是安田講堂側翼的一座建築物。但在員警機動隊開進東大校園之前，“革馬”派做出了一個讓人無法理解的決定並且在此之後一直拒絕解釋理由：他們撤出了自己的人員，讓員警順利地佔領制高點，居高臨下地用高壓水龍痛痛快快地澆安田講堂的守備力量。


“中核”派對這種叛賣行為的報復，就是從肉體上消滅對方組織的成員，用當時學生運動的話叫做“殲滅”或者“擊沉”。但是“革馬”派是一支非常典型的“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的組織，在內訌中反而始終占上風。兩派又發明了一種新的戰略，爭先恐後向員警告密，以洗乾淨自己組織的恐怖活動嫌疑。這樣員警漁翁得利，大量的學生活動家被捕入獄。


學生運動走到了這步田地，已經是山窮水盡了。分裂為被稱作“五流十八派”的各學生組織，派別之間的鬥爭也日益激烈。七十年代以後，各派學生組織之間的武鬥到了經常死人的地步，最有名的就是“淺間山莊事件”。　　　　這時走上歷史舞臺，為日本學生運動打上句號就是極富傳奇色彩的“赤軍”。“赤軍派”原來是“共產主義者同盟”（BUND）的最左翼，人稱“關西BUND”，因其主要活動分子為京都，大阪等地的大學生。他們從學生運動失敗的教訓中總結出來一定要搞武裝鬥爭。“赤軍派”在公眾場合下第一次露面是在1969年9月5日東京日比谷公園的學生集會上。“赤軍派”立即引起了日本公安員警的注意，一星期以後的9月13日，員警就一下子抄查了他們在全國的五處據點，逮捕了21人。

被指落魄無所謂　蔡明亮爲票房　親自上街賣票
由蔡明亮監製的電影【愛神幫幫我】，入圍威尼斯影展，回到國內卻沒有龐大經費做宣傳，蔡明亮放下身段上街賣票。
2007/12/08 18:22
記者邱蘭婷、柯俊丞／台北報導

國片知名導演蔡明亮監製、即將推出新作品【愛神幫幫我】，在國片市場越來越蕭條的情況下，蔡明亮為了讓自己的作品，在電影院上映，不但走遍各個學校演講，還親自走上街頭賣票，只為了刺激票房。

冒著冷風，知名導演蔡明亮穿著一雙拖鞋，揹著一個大背包，走上街頭推銷自己的電影，費了一番唇舌，打動民眾的心，掏出200元。蔡明亮說：「成功！我猜想那幾張，當時比較多是同情票，看到一個導演很可憐，心軟心動了，去買票，看了之後，越來越接受我的電影。」

由蔡明亮監製的電影【愛神幫幫我】，在國際影展中大放異采，入圍威尼斯影展，不過回到國內因為沒有龐大經費做宣傳，反而不被重視，為了不讓自己的心血作品，在電影院上映3天就下片，蔡明亮放下身段上街賣票。

蔡明亮說：「我們的電影院是非常現實的，所以要喬戲院，戲院要願意(上映)啊，他要覺得有賺錢，所以呢，你的片子上片了，第一天、第二天，票房不好它(電影院)就下片。」

為了刺激票房，蔡明亮不顧外界眼光，就算被人說是落魄也無所謂，只要自己的作品，被懂得欣賞的人注意，一切就值得了。

插入自 <http://www.ettoday.com/2007/12/08/11445-2199007.htm>

南方影展　七年足跡－影展過後的台灣影視產業


專題報導：南方影展　七年足跡－影展過後的台灣影視產業
2007-11-28 18:00




【記者陳冠予／台南報導】

「平時很少有機會看，所以就想利用影展的時候看回來。」這除了是林雅惠的經驗，也是不少影展追逐者的聲音。隨著台灣近年來影展文化發燒，南北台灣各式的電影節與影展充斥，除了製造出一窩蜂的「朝聖」熱外，卻也突顯了台灣院線電影院分配映演檔期時，國片空間過於狹隘的現實。

受行政院新聞局「國片人口倍增計畫」所支持的南方影展，目前主要是透過網路與宣傳品的發放來做行銷；另外，在地方性報紙與地方電台上，也有部分宣傳。執行長劉華玲表示，因為籌募的經費有限，所以在宣傳上也顯得較為吃緊，不過透過校園巡迴演講的模式，已經成功地讓許多學生看見南方影展，並願意付出行動支持。事實上，目前南方影展的觀眾，多數以學生為主，除了因為勤跑校園，已漸漸經營出學生市場外；能有熱情衝勁與閒暇精力，可以在短時間、高密度地參與影展的觀眾，也以學生為主；他們大多對南方影展充滿認同，並承認對國片刻板印象的改觀與信心。不可否認，南方影展讓國片開始向下扎根；只是，在影展之後，這些被經營出來的市場，卻仍很難在院線電影院上看到。

從民國九十一年被行政院新聞局提出實行的「振興電影產業計畫」一直努力試圖讓台灣的國片扎根茁壯；計畫從國片的產出、通路、競爭條件上著手改革，不但試圖以「臺灣電影拼百部」為目標，更想積極增修電影相關法規、整合市場通路和加速影音產業鏈的形成＜註一＞；只是這樣的計畫似乎還是過於理想化。今年（九十六年）是計畫短程目標：「朝『臺灣電影拼百部』目標邁進、國片市場票房佔有率每年成長百分之十。」實現的最後一年，理應坐享收割之喜，但現實情況依然對台灣的電影產業十分不利。影展過後的全美戲院，下個映演檔期仍全被好萊塢(Hollywood)電影佔據，像是：「哈利波特─鳳凰會的密令」、「當我們假在一起」、「神鬼認證」、「勇敢復仇人」，國片的放映空間，真的因為影展而獲得改善的幅度仍十分有限；這些好不容易被培養出來的國片觀眾，也只能在每年一次的影展裡趕場「朝聖」，無法真正持續發揮支持效果；另外，也有些人會隨著時間逐漸淡忘影展所帶來的熱情，或者，因繁忙和現實因素而錯過一次次展期。

相較於台灣的影展文化，香港的國際電影節的經驗就足具啟發性；從長遠來看，國際電影節為期十四天，其展期規模雖盛大，但實在不足以在社會扎根。於是，從2004年起，「香港國際電影節」轉而成立「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有限公司」，透過定點、常態性的播映與每月專題，試圖讓每一個觀眾都能輕易觀賞到自己喜歡的好電影；從廣東來台灣執教的潘偉豐說：「香港人看國片的很多，因為我們習慣了生活中有電影的存在。」南方影展或許為國片開創了一種可能性，但每年一次嘉年華式的映演模式，卻仍不足以把電影帶入台灣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因此對於本土電影產業的振興，台灣仍有好長一段路要走。

＜註一＞加速影音產業鏈之形成：所謂文化創意產業之創意製作核心，無論是出版、音樂或影視內容之製作，均為同一批創作人，其差別只是通路與載具之不同，故技術與人才匯流、法規之整併、通路之互補互利、資源上之分享，均賴政府大力整合，並促成橫向與縱向面產業鏈之形成。

插入自 <http://news.pchome.com.tw/politics/ccu/20071128/index-200711281800005101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