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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的六十年代中期開始到七十年代初，是一個青春的年代。　　
那是一個全世界的年輕人用熱血和理想去企圖改變這個世界的年代。
　　

當年在鄰居日本，學生運動也轟轟烈烈，甚至不亞於中國，而且在中國紅衛兵們偃旗息鼓以後，日本年輕人們還走向世界，在歐洲，亞洲和中東手持自動步槍和手榴彈和不共戴天的帝國主義敵人進行武裝鬥爭。　　


日本的學生運動由來已久，追根尋源可能可以追溯到1918年東京帝國大學學生們乘所謂“大正民主”的機會成立的“新人會”。第一次大戰以後席捲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使得學生運動迅速轉向共產主義。1922年日本共產黨成立以後，學生運動更是如火如荼。隨著日本一步步走向軍國主義，對學生運動的取締和鎮壓也隨之升級。到了1933年京都大學法律教授瀧川幸辰本人也被趕出校門以後，在憲兵和特高員警鎮壓下日本學生運動銷聲匿跡。領導學生運動的日本領導們也出走中國，在延安堅持反戰鬥爭。　　


戰後，隨著佔領軍的民主改革。口號為爭取教育民主化的學生又捲土重來，1948年成立了“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簡稱“全學聯”。戰後的學生運動一開始還是和戰前一樣，受日共的領導，但是逐漸地學生運動就和日共分道揚鑣。和人們想像的相反，到了六十年代的學生運動頂峰，學生運動和日共幾乎沒有了關係。　　


這有幾個原因，首先是日共在戰後的方針變幻無常，一開始是認為學生屬於小資產階級，而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農大眾，對學生運動失去了戰前的熱情。加上朝鮮戰爭開始以後日本國內政治的右傾化，日共領導人又重返中國避難造成領導權丟失。還有就是日共在1951年將其議會鬥爭路線改成武裝鬥爭，而在1955年又宣佈放棄武裝鬥爭。如此左往右來，造成學生們無所適從，加上此時蘇共開始的反史達林運動，使不少共產主義運動的陰暗面公佈於眾，日共名聲大壞，所以學生乾脆另立山頭，自己摸索道路。從此日本就有了所謂“舊左翼”和“新左翼”的說法，日共和其控制下的組織被稱為“舊左翼”，而反日共的形形色色的左翼組織側被統稱為“新左翼”。　　

反史達林運動的結果使史達林的政敵的托洛茨基理論再次受到了人們的重視。史達林走下了聖壇，也就意味著托洛茨基不再是“反革命”的代名詞。不再意味著是分裂主義者，叛徒，小資，冒險主義，反共，而是一種可以討論的思想。於是托洛茨基主義在學生中成為熱門，60年代日本學生運動的兩大派別，“中核派”和“革馬派”的口號都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史達林主義”，“帝國主義”當然指的是美國，“史達林主義”不僅指的蘇聯，同時也指中國，指所有執政的共產黨。執政就是史達林主義，要革命就必須堅持托洛茨基主義。


戰後日本的學生運動有兩次高潮，一次是從1959年開始的“安保鬥爭”，目標是反對日美安全保障協定的修改。　　　　


“安保鬥爭”的序曲應該說是全學聯開始的“砂川鬥爭”，反對砂川美軍基地擴建的運動。一開始日共在砂川駐有工作隊，可是在日共宣佈放棄武裝鬥爭時連駐砂川的工作隊也撤走了。在砂川人看來，這是一種不可容忍的叛賣行為，所以後來砂川鬥爭真正開始以後，砂川人堅決拒絕日共的參與。　　　　


砂川事件的當時是學生和砂川市民勝利了，政府不得不放棄測量計畫，擴建也就不了了之。學生勝利的原因很多，比如政府並沒有決心要幹，法律界也有不少人同情學生，在審判被捕學生時，法官的判決不但是“全員無罪”並且判決擴建美軍基地“違反憲法”。違憲的官司是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但是政府方面也不願招惹更多麻煩。　　　　


1951年與三藩市和約一同簽訂的規定美軍在日本駐軍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將在1961年滿期，修改為《日美協作與安全保障條約》。這時就是“安保鬥爭”的主要部分了。學生運動反對這一條約首先是從反對駐日美軍這一簡單出發點開始的。但是到了在國會審議這一條約時，有人對條約裡“為了維持遠東地區的和平安全”這句話裡的“遠東”提出質疑，外相藤山愛一郎在答覆時說：“以日本為中心，菲律賓以北，中國大陸一部分，蘇聯的太平洋沿海部分。”　　　　


這種解釋讓日本人和亞洲人想起了15年前的“大東亞共榮圈”！到底是在修改《日美安保條約》還是在為再次侵略亞洲而鋪路？現在不只是學生，其他市民也發出了疑問，參加到“安保鬥爭”中來。　　　　


當時和日共對立的學生運動的中心組織是一個自稱馬克思主義原教旨主義其實在更大程度上是托洛茨基派的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為了強調自己的原教旨性，特地用德語的“Bund”（同盟）作愛稱。　　　　　　


當時的岸信介內閣利用在眾議院的多數席位而在1860年5月19日強行表決通過了這個條約，要鑽法律的空子——既然參議院可能無法通過這個條約，那麼只要參議院不否認這個條約就行了，岸信介的計算是參議院無法審理這個條約而使之在30天后的6月19日自然生效。　　　　


這自然遭到了各界的反對，要想使已被眾議院通過的條約法案實效，除了在6月19日前打倒岸信介內閣之外沒有任何辦法。而岸信介內閣對於連日全國六百萬左右大規模遊行示威裝聾作啞而使之在6月19日清晨零點自然生效。岸信介內閣的辭職是6月23日的事情了。　　　　


“全學聯”和“Bund”沒有很嚴密的組織，任何人只要說他是“全學聯”了，他就是“全學聯”了。作為一個革命黨，這是致命傷。全學聯當時根本沒有秘密工作的經驗，甚至連公開和秘密的兩套領導班子都沒有準備，以至在羽田機場和員警對峙時78名學生領袖被員警一網打盡，一直到安保條約自然生效以後才被釋放，這也是鬥爭失敗的一個原因。　　　　


鬥爭的失敗使“全學聯”發生分裂，1963年學生運動的中心組織“共產主義者同盟”分裂成“革馬（革命馬克思主義）派”和“中核”兩派。各派分別參加反對當時已經進入泥沼的越南戰爭和反對三裡塚建設新空港的鬥爭。

這時日本學生運動開始了第二次高潮，即所謂“大學鬥爭”。一開始是一直與學生運動無緣的慶應義塾大學在1965年1月反對大學學費上漲開始的，一直發展到了全校罷課。這次慶應的運動和以往零散的學生運動不同，從一開始就很有組織性。運動只持續了兩個星期，結果是以塾長（校長）高村象平辭職，取消強迫購買校債的做法，比較和平地得到了解決。


但是和平的學生運動好像到此為止了。過了整整一年，1966年1月，這次是和慶應大學截然不同，戰前開始就是學生運動中心的早稻田大學學生因為學費上漲和學生會館的管理權問題與校方發生對立。這次風潮一直到6月份才結束，被稱為“150天鬥爭”。　　　　

1965年12月20日校方決定上漲學費以後，1月份反對運動就已經發展到了全校罷課。學生在校園內築起路障街壘，阻止入學考試的進行。校方在2月23日招來員警機動隊強行驅散學生，並逮捕了203名學生，總算保證了入學考試的進行。但是員警一撤出學校，學生們又聚攏了起來重新抗議，結果是總長（校長）大信泉辭職，學校撤回上漲學費的決定並且同意由教職員和學生聯合管理學生會館。


赤軍派”從一開始走上歷史舞臺，就導演了人稱“大阪戰爭”和“東京戰爭”的大量“M行動”。搶劫郵局籌集資金（MONEY）來購置槍支彈藥，甚至直接搶劫員警派出所以獲得槍支。但是1969年11月5日他們在大菩薩山口設立用來訓練襲擊首相官邸的秘密基地被員警破獲，武裝部隊53人被一網打盡，殘餘人員紛紛逃往海外。逃往海外的主要分兩部分，一部分是以大阪市立大學學生田宮高為首的9人在1970年3月31日劫持了日航的“澱”號飛機投奔北朝鮮。另一部分則是重信房子，奧平剛士等前往中東，投奔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FLP，簡稱“人陣”），組成“赤軍派阿拉伯委員會”，又稱“阿拉伯赤軍”，後改名“日本赤軍”。　　　　


繼續留在日本活動的一部分赤軍派則於1971年和一個叫做“日本共產黨神奈川縣常任委員會革命左派”的一個毛主義小組織合併，成立了“聯合赤軍”。“聯合赤軍”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在思想上不倫不類的組織，集托洛茨基主義，石原莞爾主義和毛澤東主義之大成，1972年2月29日聯合赤軍在“淺間山莊”進行“肅反整風”時被員警包圍，從此退出歷史舞臺。沒有參加淺間山莊肅反的漏網者後來不少出國參加了“日本赤軍”。


1973年在“沖繩歸還”時的學生運動是戰後日本學生運動的最後一次迴光返照，那以後學生運動就幾乎成為了歷史名詞。　　　　


現在還有沒有學生運動？還有，今年5月3日憲法紀念日，那次學生運動的名門，日本大學反對修改憲法的學生們在新宿和反對他們散發傳單的右翼組織還打了一架，雙方各有幾人受傷。路過的一位正好也是畢業于日本大學的行人十分感慨地說：“看那光景好像回到了70年代，真想不到現在的日本居然還會有人為了意識形態去流血”。

　　
到現在為止的“大學鬥爭”基本上都是私立大學反對學費上漲的鬥爭，沒有多少政治上的含義。隨著經濟的發展，大學的規模在不斷擴大，添置新校舍，新設備的財源不足，學校因此向學生轉嫁包袱。這幾場鬥爭學生勝利的一個很大原因是教職員同情學生。作為學費上漲收益方的教職員的觀點是政府應該加強對私立學校的基本建設資金補助，而不應該聽任學校向學生轉嫁經費負擔。　　　　


但是到了1968年，這次日本大學的情況就不一樣了。4月1日的新生入學典禮剛過，第二天國稅廳的調查就發現日本大學有20多億日元的去向不明。日本大學也是沒有過學生運動的學校，但是和慶應大學不同，慶應大學學生是對政治不感興趣，而日本大學則是由獨裁管理排除學生運動。學生們淤積下來的對校方的不滿正好乘這個機會一氣噴發了出來。　　　　


這次的日本大學問題其實成了一個大學本身的存在方式問題，已經超越了學校經費管理的範疇。受中國文化大革命理論的影響，日本學生們提出來了“教育為誰服務”的問題。教育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資本家提供勞動力這個問題。


日本大學的學生運動，從一開始就是流血抗爭。日大有體育的傳統，學生中所謂“體育系學生”，也就是拿體育獎學金的學生較多，而這些學生的利益是和校方一致的，所以“體育系”和“全共鬥”不斷發生流血衝突。但是雖然有校方的支持，“體育系”學生卻占不了上風，這是因為時代不同了，日本已經進入了全面學生運動的時代。　　　　


幾乎與日本大學同時，東京大學也鬧起了學潮。其實東京大學的學潮是在1967年開始的，但一開始僅僅是限於醫學部的反對研修醫制度的鬥爭，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當年麥克亞瑟給日本醫學界帶來了一個“研修醫”的制度，醫學院學生畢業後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研修以後才能正式從業。但是在實際上這個制度成了醫院和開業醫師使用低價勞動力的手段，一直受到醫學院學生和年輕醫師的反對。　　　　


這次東大醫學部學生舉行無限期罷課，醫學部也毫不示弱，一下子對17名為首學生的處分，包括開除4名，東京大學從來沒有過的處分行動。


但是受到處分的學生中，有一名當時人在九州，不在學校，並且就住在醫學部部長豐川行平的外甥家。但醫學部對這種明顯的冤案視若無睹，堅持處分。醫學部學生在1968年6月15日佔據了東大的象徵——安田講堂。　　　　


安田講堂被佔領以後，東京大學校方打破了不成文的規律——招來了員警機動隊，驅散了佔領安田講堂的醫學部學生。這一下子把一個學部的問題擴展到了全學校。並且一下子招來了全東京，全國各大學的支援學生們。　　　　


那個時候的學生運動有一個很重要的時代背景和共同口號，就是反對美國在一個落後的小國進行的一場十分不得人心的戰爭——越南戰爭。在這時候被揭露出了一件大事，就是美國軍方一直在向日本的大學提供研究基金。牽涉到的有包括19所國公立大學在內的25所大學和包括4所國公立研究機關在內的9所研究機關。研究的主要方向集中於醫學和生物學，而且全是細菌和病理研究。研究專案雖然不直接是軍用專案，但是能夠很容易地轉為軍用。當時正好是美軍開始在越南噴灑除草劑的時候，知道真相了的學生們都為被作為殺人犯的幫兇而利用大為憤怒。反越戰，反安保和爭取大學自治管理把學生運動推倒了高峰。


各校之間組織了“全學共鬥會議”，簡稱全共鬥來統一指揮。幾乎所有教職工和學生都不同程度地捲入了運動。政府對付學生運動主要是出動員警機動隊進行鎮壓，但應該說剛開始的時候員警的態度還是比較和緩，對不少學生的過激行為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但是從1968年下半年開始，員警的態度趨向嚴厲，這是因為當年9月4日一名員警在日本大學被學生投出的石塊造成顱骨骨折而死亡，這件事使員警和學生徹底對立。　　　　


1969年1月18日開始員警在使用武力驅散佔據東京大學安田講堂的學生（被稱為“安田講堂攻防戰”）前，政府專門撥款7億日元為員警購置催淚武器。員警在進攻時毫不留情，使用推土機，噴水車，催淚彈，甚至用直升飛機從空中直接播撒催淚劑。終於在35小時後的19日下午5點46分佔領了幾成廢墟的安田講堂。第二天（1月20日），東大畢業的內閣總理佐藤榮作視察現場，見到母校的象徵安田講堂的劫後慘像，不禁悵然淚下。但是大多數傳媒則認為那不是因為傷心而落淚，而是被殘留的催淚劑給熏的。　　　　


東大安田講堂事件以後，雖然東京大學，東京工業大學等還在繼續鬥爭。但整個學生運動的中心從關東轉到了關西，主要以京都為中心進行。一般把安田講堂事件作為分水嶺來把學生運動分為前期和後期。後期和前期最大的不同就是從一開始就是暴力衝突。此時學生們已經走向過激，後來留下不少傳奇的“赤軍派”就是這個時候出現的。武器也從石塊，棍棒發展到了燃燒瓶和炸彈。並且到處有學生襲擊員警企圖奪取槍支的行動。　　


現在日本的《燃燒瓶防止法》就是那個年代留下來的遺產。　　　　


但是從1969年9月以後，學生運動就開始衰退了。衰落的最大原因當然是僅靠學生的力量是無法和強大的國家機器抗爭的。此時被捕的學運活動家越來越多，保釋金達數千萬日元，經濟來源大部分靠街頭募捐的學生組織在經濟上已經無法負擔了。另外，日本學生運動的目標不確定性和內部抗爭也是促成其衰落的一個原因。


當時的日本學運，口號繁多。“反對越戰”是大家一致的，“反美反史達林”大家也都沒有意見。但是牽涉到國內問題是就一件無法統一了。比如其中有一個口號是：“自我否定”，一開始是反省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到了後來就乾脆成了從物理上否定大學教育的怪論。“皮之不存”，還要大學生幹嗎？


學生組織的內訌，一開始還只是造反的學生和親校方的學生們的爭鬥。到了運動全面開展以後就成了造反學生之間的爭鬥，並且愈演愈烈。　　


日共始終沒有支持過學生運動，那些形形色色的NEW LEFT（新左翼）在日共看來全是一些共產主義的叛徒托洛茨基派。所以在他們領導下的學生運動也只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小丑跳樑”，從一開始“全共鬥”和“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日共所屬的青年週邊組織）就爭鬥不斷。日共在學生運動中置身事外雖然得保其身，但付出的代價是整整一代人對日共的反感。　　　


後來“全共鬥”內部分裂出來的“中核”和“革馬”更是勢如水火，生死不能相容。同根所生，一旦翻臉，仇恨比他人更甚。加上“革馬”派有名的“臨陣逃亡”事件，更是讓“中核派”咬牙切齒。東大安田講堂事件時，前去支援的各派都有自己的陣地，“革馬”派的陣地是安田講堂側翼的一座建築物。但在員警機動隊開進東大校園之前，“革馬”派做出了一個讓人無法理解的決定並且在此之後一直拒絕解釋理由：他們撤出了自己的人員，讓員警順利地佔領制高點，居高臨下地用高壓水龍痛痛快快地澆安田講堂的守備力量。


“中核”派對這種叛賣行為的報復，就是從肉體上消滅對方組織的成員，用當時學生運動的話叫做“殲滅”或者“擊沉”。但是“革馬”派是一支非常典型的“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的組織，在內訌中反而始終占上風。兩派又發明了一種新的戰略，爭先恐後向員警告密，以洗乾淨自己組織的恐怖活動嫌疑。這樣員警漁翁得利，大量的學生活動家被捕入獄。


學生運動走到了這步田地，已經是山窮水盡了。分裂為被稱作“五流十八派”的各學生組織，派別之間的鬥爭也日益激烈。七十年代以後，各派學生組織之間的武鬥到了經常死人的地步，最有名的就是“淺間山莊事件”。　　　　這時走上歷史舞臺，為日本學生運動打上句號就是極富傳奇色彩的“赤軍”。“赤軍派”原來是“共產主義者同盟”（BUND）的最左翼，人稱“關西BUND”，因其主要活動分子為京都，大阪等地的大學生。他們從學生運動失敗的教訓中總結出來一定要搞武裝鬥爭。“赤軍派”在公眾場合下第一次露面是在1969年9月5日東京日比谷公園的學生集會上。“赤軍派”立即引起了日本公安員警的注意，一星期以後的9月13日，員警就一下子抄查了他們在全國的五處據點，逮捕了2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