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黃昏，第一次聽到美麗島的歌聲 ◎范雲
2007/1/16 自由副刊
一個人無法選擇何時出生，就像她／他無法選擇在哪一個歷史時空下進入大學。
猶記得那一天傍晚，1986年的秋天，台灣還未解嚴，也許是10月，也許是12月，天氣有點冷。剛成為大學新鮮人的我，參加完一場系上所辦的迎新座談，走在椰林大道上，夜色漸沉。遠遠地，椰林大道盡頭的台大校門口，隱隱的燈光，聚集著人潮。好奇的我，走入人群往前探去，看到聚著光的人群中，有人拿著麥克風，站在破舊的木箱上，旁邊有人手上舉著大海報。演講的人解釋著，海報上畫的是箝制台大言論自由的流程圖。
我入迷般地忘了回家的匆忙，聽著與看著這些有著成熟卻又略帶純真眼神的學生們輪番控訴大學的不義，他們慷慨激昂的熱情與條理分明的論述深深地吸引了當時十八歲的我。剎學氛圍。這就是了，這就是我來大學的目的，我在心底呼喊著。我感到相當興奮。所有陳腐的、教條的、不公不義的，都會被批判。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確不同。
很快地，演講會到了盡頭，兩位同學拿出了吉他，介紹即將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美麗島〉，他們說。「美──麗──島」，成長在戒嚴時代，受到黨國馴化教育的我，聽到美麗島這三個字好像觸了電似地，聯想到兒時記憶中的美麗島事件。我有些感歎，更多的是不解──為什麼這些充滿了正義感與理想主義的大學生會和「台獨」掛上邊呢？奇怪的是，當我開始聽他們吟唱起這首叫做美麗島的歌時，我卻不由自主地喜歡上它悠揚的旋律以及動人的歌詞。從此，「水牛、稻米、香蕉、玉蘭花」這幾句像童年鄉土般溫暖的歌詞，就留在了我的心版上。
從黃昏的歌聲開始
如果當初沒有剛好在那個黃昏，走過台大校門口，如果沒有在那個黃昏，聽到美麗島的歌聲，我，還會不會是今天的我呢？
我不知道。我只記得，參加過那個「非法的」校園群眾集會後，過了一、兩個月，我走進了一個叫做大陸社的社團辦公室。為什麼會走進這個有著奇怪名稱的社團呢？其實，只為了系上學長的一句話：「台大沒有人在念書，大概只有『大陸社』這個社團還有人在念書吧」。這個被認為「還有人在念書」的社團，吸引了我的好奇心。我按圖索驥地找到了校園偏僻角落裡的這個社團。放膽踏入後，同時驚喜地發現，這個社團隱然就是「那個舉辦非法演講要改革大學的自由之愛」的祕密基地之一。決心要親近這群人的我，在牆上寫著「馬克思主義讀書小組」的報名海報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加入大陸社之後，果然，我的大學生活開始充滿了知識與行動的驚奇挑戰。從讀書會裡，硬生生地啃著「德意志意識形態」、「費爾巴哈論綱」的困頓，到某天在社辦裡因為詢問「謝雪紅」是誰，換得滿室尷尬。「她是台共」，有人好心地以這四個字回答。我在心底質疑這是個「被知識異化」的團體，因為人們用了太多抽象高遠的術語只為疏離彼此。然而，我又無法不被這些知識的魅惑所吸引。我渴望熟讀所有的批判知識，也渴望理解台灣這塊土地上我所不知道的歷史。於是，我開始蹺課，開始讀書，開始牙牙學語，開始咬文嚼字。我真心地相信，學會了這些迷離難解的文字之後，我將會發現人間的真理，而真理的背後必然帶有一個美麗新世界的承諾。
大一升大二的那個暑假，一封將愛慕隱藏得很好的信問我，「難道，妳就要成為一個馬克思女孩嗎？」。也是在同一個夏天，一個社團學長質問我，正當我們漫步在河岸美好的風光中時，「統獨左右的象限上，妳站在哪一邊？」他嚴肅地問。青春正盛的我，急於回答這些時代的扣問，我參加一個又一個的營隊：從學術研習、台灣文化、校園民主，到議事規則，熱切地像是要為即將到來的革命做好一切可能的思想準備。日子，在閱讀、辯論、再閱讀與再辯論之間，溢得滿滿。大學二年級的我，在校園刊物上發表文章，用批判的概念丈量大學的高度；和同儕一起動手，在文學與歷史之間摸索拼貼關於土地與人民的圖像。當然，我們振筆疾書寫就的文章永遠不會忘記批判政權的不義。
領受國家暴力，然後離開
當時，我們是相信「關懷必先了解，學術優於政治」的。只是，隨著校園局勢的步步高升，我們之間，不斷地發生知識與行動倫理的激辯：「我們是盲動主義者嗎？」「誰又是思想的巨人，行動的侏儒？」「該不該讓大一的學弟妹簽署大學改革請願書？」「除了意識形態的批判之外，我們有沒有更多深刻的社會分析？」。密密麻麻紀錄著一場又一場討論的筆記簿，我換了一本又一本。像塊急於吸收一切養分的海綿，很快地，我從讀書會走向行動。情勢的不義無法等待我們冗長的倫理思辨──知識不及精鍊，膽識則愈練愈勇，我們沒有選擇地、熱烈地活在後解嚴時代的校園裡。我們相信我們必須扮演改造大學與社會的急先鋒。
六○年代的歐美學運以及總總激進傳說，在當時，還未被商品化；反叛與革命也並未成為青年美學。但是，各國學生運動的書籍與理論，卻已經在台面下開始流傳。有人會在酒醉後高唱關於革命的搖滾歌曲──似乎只有異鄉需要被翻譯的革命，才配得上青春高貴的血液。只是，校園中發生的事件，也許過於溫和、也許永遠不夠激進，但比起書本裡遙遠在他方的革命，總是更為真實貼近。椰林大道的傅鐘前，三不五時，就有人要辦說明會或演著行動劇。拿起擴音器在校門口演講，即使駐足傾聽的總是少數，也足以讓人熱血沸騰。
勞工、環保、女性主義、下鄉，我們，在各個議題穿梭間，認真努力地操練著反抗的姿勢。
然後，似乎就在轉瞬間，運動風潮在九○年代那幾年的狂亂裡，像海嘯般地席捲了我們中的每一個人。3月學運，5月學運，417、519，520、10月10日。所有的數字都具有特定的政治意義。我們變得總是在街頭相遇。街頭警察的盾牌與亂棒，就像是青春必須配戴的勳章般地，我們見證領受了國家的暴力。即使是那麼地輕微。然後，我的台語，在街頭學到的字彙永遠很政治，也愈來愈流利。
回想當時，我是在我們的學運被當成真正的學運看待之後，就想要離開了。我渴望認真讀書。運動的熱情與承諾，並沒有被遺忘。但我惶惶然覺得一切並沒有準備好，那些關於「我們的運動」所需要的社會分析。重返研究所後，1994年，我離開台灣，前往西方學院的殿堂，想要將一切屬於集體與運動的過去留在身後。
異鄉學院裡歌德式高聳的象牙塔尖，與湛藍的天空，果然讓我暫時遺忘了紛擾的故鄉。除了努力學習用英文讀書之外，我看戲、畫畫、跳舞、旅行。體會空間與建築。嘗試在異文化裡自在行走。學習用身體，而不是用大腦思考。學習，回到姊妹情誼的分享，不再繼續和男人爭辯。我想，我想要了解，除了運動，除了集體之外，人生的各種可能。
重遇當年熟識的眼神
終於，我確認，人生是為了求真、求善與求美而來。學術是，運動與政治也是。我們的手段永遠不能也不應異化了原初的目的。學院蜿蜒路上的困頓，像禪修，冥冥之中引領我走向不同的光。那些曾經在記憶中被迫暫時遺忘的理念、路線、矛盾、鬥爭以及國家體制的民主化應不應該具有優位性的討論，如浮流隱現般地轉化成學術的語言，回潛到我的大腦，以另一種全新的面貌和我對話。大雪茫茫的冬天夜裡，綠芽像插電般地迸出枝頭的春天早晨，電腦螢幕前，飄著咖啡香味的窗邊，我在學術格式的寫作中，一字一句，學習用別人聽得懂得的方式，進行一個又一個微小知識的實驗。
2000年政黨輪替後回到台灣。奇妙地，如今，我又回到曾經熟習的校園。椰林大道依舊。只是路上，看不到手工繪製的海報，發傳單的永遠是補習班。BBS上，聽說，偶爾會出現喧鬧的爭辯。
當我站在講台上，講述到馬克思的異化概念與實踐哲學時，台下有幾雙眼神，開始閃爍著我曾經熟習的那種晶亮。我以平和的腔調告訴學生：馬克思不是用來聱牙詰屈的反叛符碼，也不是唯一基進的意識形態，它可以是一種價值關懷、一種社會分析，或，一種政治路線。──然而，下了課回到辦公室，我心中仍然竊喜，還是有被馬克思凝視的眼神，所召喚的年輕靈魂。
當有學生忍不住在私下聊天時問起，老師，妳看來這麼溫和，當年怎麼會參加學運呢？我有時不想回答，有時也許就說，一切都要怪二十年前的那一天，黃昏的校門口，那首叫做〈美麗島〉的歌是如此迷離與動人。
星期五, 9月 18, 2009
◎大學改革宣言/台大自由之愛
◎大學改革宣言/台大自由之愛
做為真理的追求者,我們堅決主張,一切不合理的,都要毫不棧 戀地加以揚棄。
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信仰,一個社會也永不該只存在著一成不變的教條。就是因為信仰不同,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使真理愈辯愈明空間――大學。就是因為社會的生機在於變革,所以我們才需要一個獨立於既存利益的乾淨地――大學。
但是我們認為現存的大學體制將使最基本的言論思想自由被扭曲，使學術成為政治的附庸，使研究者反而被拋逐在社會變動的最末端，除非能夠徹底地全盤革新現有制度。因為：
第一：現存的校園思想檢查制度違反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一條所規定者：「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言論自由不容許被無理地打上任何折扣，因此我們要提出對於「自由應以法治為前提」的正確定義：對於言論表達的限制應以法律明定者為限；執法者在使用法律時不得違反「法律正義」原則，例如，原告與審判不得為同一方，不得以事前檢查代替事後仲裁。任何違反這些原則的都是「惡法」。
但是以目前存在於各校園的審稿制度為例，不只以審稿人員片面的自由心證來戕害撰稿人的表意自由，事後的救濟程序亦不合乎公平正義原則；「懲戒委員會」的場面只能令人想到歐洲中世紀的宗教法庭。
更何況審稿制度只是諸多不合理制度的一例而已。
第二：大學的自主性在教育行政權的不當行使下已經完全喪失。教育行政機關的權限應該只在於「協助」大學建立其周邊的硬體設施。至於大學教育的目的、內容以及實施方式，則應交由以教授和學生為主體的會議為最高的決策機關。「行政官僚」的責任只在於執行政府政策，若任由其介入大學校務則產生如下之不良後果：（1）政治介入學術（2）外行領導內行（3）大學教育的形式化、官僚化，學生創造力的退化。
但是目前中華民國境內各大學，上至校長、教員之聘用，下至課程內容的設定、學生活動的限制，均由外於學校教授和學生的教育行政機關掌有大一統的決策權。造成的結果是各大學無法充分發展其特色，官僚代替學者決定學術事務。受到傷害的不只是教授、學生的知識良心、道德勇氣；更嚴重的是二十年後即將成為社會中堅的我們雖恐懼於自己的思考僵化、負責能力不足，卻更氣憤於束縛學術生機的不當教育法令，教導我們不用負責、不敢負責的父權意識和特別權利關係。
第三：因為制度上的不良，使得我們的大學淪為販賣技術知識的商場，使得虛無主義、逃避主義取代了人文精神、關懷能力。在大學危機的背後我們更看到了台灣社會未來的問題：標準化取代了創新精神，虛偽的官僚作風取代了言行一致的道德精神；我們永遠寄望於海外替我們培育「一流的中國人，卻絲毫不願意正式地面對國內大學教育的問題。
因此我們堅決要求：
一、將大學生等同於一般公民不得剝奪大學生任何屬於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講學自由、集會結社自由。我們願意、並且向法律負責。但是請先廢除一切違背正義原則和缺乏適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的法律、命令。
二、將屬於知識的還給知識，行政力量退出一切逾越其權限的事務、校園事務、教育事業的決策權和意思形成，應該交由教授學生組成的團體來行使。
刻意的掩飾缺失和批評造成的結果不是安定而是僵化和虛偽。將學術交給官僚造成的不是效率、理性而是教條主義。身為真理的追求者我們不願鄉愿主義發生在校園――一個最需要誠實的地方。所以請立刻廢除一切不合理的制度。
摘自〈台大自由之愛第二期1986年12月22日〉
做為真理的追求者,我們堅決主張,一切不合理的,都要毫不棧 戀地加以揚棄。
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信仰,一個社會也永不該只存在著一成不變的教條。就是因為信仰不同,所以我們需要有一個使真理愈辯愈明空間――大學。就是因為社會的生機在於變革,所以我們才需要一個獨立於既存利益的乾淨地――大學。
但是我們認為現存的大學體制將使最基本的言論思想自由被扭曲，使學術成為政治的附庸，使研究者反而被拋逐在社會變動的最末端，除非能夠徹底地全盤革新現有制度。因為：
第一：現存的校園思想檢查制度違反中華民國憲法第十一條所規定者：「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言論自由不容許被無理地打上任何折扣，因此我們要提出對於「自由應以法治為前提」的正確定義：對於言論表達的限制應以法律明定者為限；執法者在使用法律時不得違反「法律正義」原則，例如，原告與審判不得為同一方，不得以事前檢查代替事後仲裁。任何違反這些原則的都是「惡法」。
但是以目前存在於各校園的審稿制度為例，不只以審稿人員片面的自由心證來戕害撰稿人的表意自由，事後的救濟程序亦不合乎公平正義原則；「懲戒委員會」的場面只能令人想到歐洲中世紀的宗教法庭。
更何況審稿制度只是諸多不合理制度的一例而已。
第二：大學的自主性在教育行政權的不當行使下已經完全喪失。教育行政機關的權限應該只在於「協助」大學建立其周邊的硬體設施。至於大學教育的目的、內容以及實施方式，則應交由以教授和學生為主體的會議為最高的決策機關。「行政官僚」的責任只在於執行政府政策，若任由其介入大學校務則產生如下之不良後果：（1）政治介入學術（2）外行領導內行（3）大學教育的形式化、官僚化，學生創造力的退化。
但是目前中華民國境內各大學，上至校長、教員之聘用，下至課程內容的設定、學生活動的限制，均由外於學校教授和學生的教育行政機關掌有大一統的決策權。造成的結果是各大學無法充分發展其特色，官僚代替學者決定學術事務。受到傷害的不只是教授、學生的知識良心、道德勇氣；更嚴重的是二十年後即將成為社會中堅的我們雖恐懼於自己的思考僵化、負責能力不足，卻更氣憤於束縛學術生機的不當教育法令，教導我們不用負責、不敢負責的父權意識和特別權利關係。
第三：因為制度上的不良，使得我們的大學淪為販賣技術知識的商場，使得虛無主義、逃避主義取代了人文精神、關懷能力。在大學危機的背後我們更看到了台灣社會未來的問題：標準化取代了創新精神，虛偽的官僚作風取代了言行一致的道德精神；我們永遠寄望於海外替我們培育「一流的中國人，卻絲毫不願意正式地面對國內大學教育的問題。
因此我們堅決要求：
一、將大學生等同於一般公民不得剝奪大學生任何屬於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講學自由、集會結社自由。我們願意、並且向法律負責。但是請先廢除一切違背正義原則和缺乏適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的法律、命令。
二、將屬於知識的還給知識，行政力量退出一切逾越其權限的事務、校園事務、教育事業的決策權和意思形成，應該交由教授學生組成的團體來行使。
刻意的掩飾缺失和批評造成的結果不是安定而是僵化和虛偽。將學術交給官僚造成的不是效率、理性而是教條主義。身為真理的追求者我們不願鄉愿主義發生在校園――一個最需要誠實的地方。所以請立刻廢除一切不合理的制度。
摘自〈台大自由之愛第二期1986年12月22日〉
星期日, 9月 06, 2009
造反叛逆的狂飆年代
造反叛逆的狂飆年代
以東京大學和日本大學為主
◎李永熾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日本東京大學學生佔領了東大象徵的安田講堂。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已四十年了。這四十年間的日本，政治上先由盟軍占領，經舊金山和約獲得完全獨立，到一九五五年所謂「五五體制」成立，日本兩黨政治運作制已確定。但究其實，代表革新勢力的社會黨從來不曾真正掌握政權；政治完全由代表保守勢力的自民黨包辦。在這情況下，自民黨政府充分顯示了日本故治權力的本質——絕對的資本主義國家壓制體制，因此日本學生將日本政府視為帝國主義陣營的一環，而日本經濟大國的地位更證明了此一論點。
其實，日本並不是一蹴即臻於經濟大國，而是遍歷種種滄桑。在以美國為主的盟軍占領期間，日本人在廢墟中徬徨翻掘，尋求物資，利用種種方法以求溫飽;到韓戰爆發，日本人藉擔任美國軍需物資的中介角色，才次第恢復經濟自主的能力，開始展現日本戰後第一期的快速經濟發展。到一九六0年，首相池田勇人提出「所得倍增計畫」，推行「高度成長政策」後，日本終於進入了經濟高度成長期，逐漸成為世界的經濟大國。
可是，在自民黨一黨獨裁與經濟大國化的政經發展中，日本愈來愈成為美國國際體制的一環，「安保條約」即其表徵;在國內，政界與財經界的結合卻越來越嚴密;而所謂「管理社會」也有日益成熟的趨勢。在這種狀況下，學術界逐漸失去其獨立性，所謂「大學自治」「研究自由」日趨形骸化，形成政界—企業界—學術界互相結合的局面。大學淪為政界與企業界的人才訓練所，喪失了大學固有的批判創造能力。「管理社會」的模式也逐漸運用到大學裡，懲戒往往成為控制學生的手段，師生的溝通與對話幾乎已到不可能的階段。
在這樣情況下，學生不僅喪失了自由獨立的人格，甚至淪為學習機器。這可以說是一九六0年代日本學生從「街頭鬥爭」轉向「大學門爭」的最重要內在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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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日本的學生運動在鬥爭形式上大抵呈現出街頭鬥爭—大學鬥爭—街頭鬥爭的模式。所謂「街頭鬥爭」是指學生湧到市街上示威、遊行，甚至攻擊政府機構，而與警察機動隊發生衝突的鬥爭方式。參與這類鬥爭的學生大都屬於日共系統或受日共影響的學生。所謂「大學鬥爭」則是指學生利用罷課或占領校舍的方式，要求恢復學生的人格權和自主權。參與的學生有的受日共影響，也有非黨派而自主參與的學生。談到一九六七、六八年東京大學與日本大學的「大學鬥爭」之前，必須先敘述六0年代以前的學生「街頭鬥爭」。
日本的學生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一八年由東京帝國大學(東京大學前身)學生組成的「東大新人會」、京都帝國大學學生組成的「京都勞學會」和早稻田大學學生的「民人同盟」等。這些學生組織大都與普選運動和勞工運動的組織化及反軍事訓練運動有關;一度還曾參與日共的武裝門爭。可是，十五年戰爭期間(一九三一 —— 一九四五)，尤其是太平洋戰爭時期(一九四一 —— 一九四五)，學生紛紛被趕到前線，或以「學徒動員」的名義被送到工需工廠做工，學生運動全面瓦解。直到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投降，復員的學生不僅獲得自我解放的機會，更因親身經歷的戰爭體驗而一舉投向了反戰、反體制的學生運動。
另一方面，自由派的大學教授戰爭期間接連受法西斯政府全面的壓迫，離開了大學。留在大學裡的大部分是只知附和政府意識型態、缺乏思想彈性的教授。學生習得的大抵不出：反英美的民族主義浪漫情緒和空洞無物的教條化學問(國體論)。因此，一到戰後，就像由「全民玉碎」突然轉向「全民懺悔」的滑稽變換一樣，從軍國主義式民族主義轉向共產主義式民主。當然，日共在這個過程裡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一九三三年，日共遭法西斯政府壓制，宣告瓦解。部分日共黨員堅持理念，不肯轉向，一直關在牢裡，直到戰後，才被盟軍釋放。這些釋放出來的日共份子，頓時變成日本思想界的英雄，他們的思想成為大家追尋的理想，於是，共產主義思想乃取代戰前的團體思想，成為時髦的玩意見。其實，當時日共的思想，如吉木隆明所云，仍停滯在一九三0年代甚至二0年代的階段，並沒有隨時代的轉變而有所修正，相當僵硬化、教條化。不過，可能正因為如此，教條化的「國體論」和教條化的日共思想才容易互換。
總之，在日共的影響下，日本各大學原本分立的「自治會」聯合起來。學生自治會最初是在盟軍統帥部支持下展開的，原以批判戰爭時期的軍國主義教育、驅逐戰犯教師、要求自由派教授復職為鵠的；後來逐漸轉向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終於在一九四八年九月組成了「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連合」'簡稱「全學連」。「全面子連」所組成的大會其口號是(1)絕對反對法西斯與殖民地式的教育重編；(2)擁護學術自由，保障學生生活；(3)反對學生打工的低工資，反對制定反罷課法；(4)反對法西斯主義、捍衛民主；(5)即時統一青年戰線；(6)學生政治活動完全自由。從此，日本學生運動就在「全學連」領導下展開了反大學法(政府不許學生進行政治活動)和反戰的鬥爭。可是，在學生運動過程中，「全學連」與日共黨中央逐漸發生衝突，以致分裂。
大致說來，日共對學生運動的評估並不高，因為日共的運動方向大抵傾向於勞工運動，認為學生只是青年或勞工的一部分，學生運動應隸屬於勞工運動，不能獨立行動。因此，日共並不贊成「全學連」的成立，並時常干預「全學連」的活動，甚至開除「全學連」中的黨員學生。而「全學連」的領導者則認為，學生在社會上已屬於一個階層，應有自主活動的權利，並且提出「先驅性理論」，認為在普羅階級尚缺乏政治自覺，以致未能扭身而起之前，學生應擔任勞工和農民的先驅，起而作戰，以標示革命的方向。這種種理論一方面與日共黨中央的群眾路線相衝突，一方面則驅使學生走向街頭，展開全學連所謂的「街頭激突(激烈衝突)主義」。日共稱這種主義為「極左的托洛斯基冒進主義」'並加以否定。
此後，日共與「全學連」的關係逐漸淡化，加上一九五五年日共國際派宮本顯治掌握黨獨裁權，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的史達林批判，以及蘇聯軍隊侵入匈牙利，全學連內部愈加分裂，全學連主流遂脫離日共(因日共支持蘇聯入侵匈牙利)，走向自主獨立的路線。從此，「全學連」分裂為「日共系」與「反日共系」。「反日共系」後來成為「學連」的主流，將蘇聯和日共雙方界定為史達林主義與官僚主義，而走上傾向托洛斯基主義的「反帝反史達林」第三路線。一九五八年「全學連」主流分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和由「日本托洛斯基主義者連盟」改組而成的「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簡稱「革共同」)兩個反日共組織。至此，日本學生運動脫離了日共領導時代，進入「新左翼」時期。
新左翼在思想上雖受托洛斯基主義的洗禮，但方向是奠立在否定史達林主義、恢復列寧主義的基礎上，主張反「一國社會主義」(史達林的主張)的世界革命、反和平共存的普羅專政、反議會主義和平革命的暴力革命、反二階段革命的一階段革命。其組織論和運動論，可從「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立大會議案中看出：「我們拒絕所有的革命空洞文句，即使我們以正確的思想、正確的理論、正確的綱領武裝起來，或者獲得許許多多傳單、報紙的分發支持，只要仍有將革命理論物質化的實態存在，就全都沒有意義。組織之前有綱領嗎?行動之前有綱領嗎?這全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必須一面回應日常性的階級鬥爭課題，一面組織鬥爭，在實踐之火的考驗中創出真正的綱領。……組織不會在真空中成長。以最具勞工形式、階級形式的方式回應勞工階級鬥爭所展現的課題，並且站在鬥爭的前線戰鬥，這樣的黨才能回應渴求革命方針的勞工。」這段話充分展現了對綱領化日共的批判。
一九五九年，「反日共系」逐漸在各大學擴張勢力，終於從日共手中奪取了「全學連」的領導權;並且擬定了反安保條約的一九六0年鬥爭方針。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簡稱「安保條約」)簽訂於一九五一年日美舊金山和約時期。依接這個條約，美國得駐軍日本，日本也應逐漸加強自衛力。嗣後，美國即一再要求日本加強軍事力，日本政府也隨著自衛力量的增強，而要求修訂安保條約。一九五七年美國撤離駐軍，翌年，雙方進行修訂預備交涉，一九六0年一月十九日簽字，六月生效。新訂的安保條約承認，日美雙方為自助與互助應儘力發展自衛力，並共同防禦敵人；經濟上彼此亦當協力合作。這條約在自民黨以外的其他政黨與反對勢力看來，無異是日本隸屬於美國國際軍事體制的賣身契，更是美國帝國主義的爪牙。因而在一九六O年展開了日本戰後規模最大的反安保學生運動。
六0年反安保門爭的前奏曲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全學連」闖入國會的事件。當時，日本全國約有三十五萬學生罷課參加，約有兩百萬勞工投入反安保門爭。當天，「全學連」示威隊站在勞工之前闖入國會，從三個方向包圍國會，與負責警備的警官隊五千人相對峙，其中有些學生部隊還衝入國會區裡。一九六0年，新安保條約簽訂，五月二十日佔多數的自民黨議員在國會中強行通過。進入六月後，抗議國會通過新約的示威人數越來越多，除了「全學連」學生和工人之外，一般市民也參與了。從十日到二十日所謂「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整個東京幾乎變成了反安保的狂熱都市，而以六月十五日這一天達到最高潮。
這天，「全學連」決定採取在國會區內集會的策略，集結了一萬七千人在國會四周，其中一千五百人突破了警官隊組成的圍牆，衝入國會區。警官隊的警棍如雨般落在當時未戴頭盔的學生身上，並使用噴水管、催誤彈等阻止學生前進﹒，學生則挖取馬路的舖石向警官隊投擲，加以抵抗。當時曾有一群右翼分子揮著棍棒闖進新聞記者和學生的示威隊伍中，或開著卡車衝入示威隊，造成數十人受傷的慘劇。在學生與警官隊的一再衝突中，終於發生了樺美智子死亡的悲劇。
樺美智子，東京大學文學院三年級學生，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活躍份子，雖然身體瘦弱多病，依然參加了這次安保鬥爭。她的死亡已成為反安保門爭的象徵'只要談到這次鬥爭，莫不舉出她的名字，樺美智子的名字巳留在日本歷史上。但是，她是如何致死的?迄今依然不得而知。「全學連」認定被警棍壓死；警方則認為是在街突中因群眾壓迫、意外死亡的。在這次鬥爭中，除樺美智于死亡外，共有七十二人負傷，一百六十七人被捕。
安保鬥爭在二十三日日美雙方換約，岸信介首相辭職後，逐漸趨於平靜。
池田勇人繼任首相，提出「所得倍增計畫」'日本進入了高度經濟成長期。國民生活日趨富裕，並逐漸走向注重流行與消費生活的方向；青年的思想與行動也發生了變化。過去，年輕人都對政治採取直接批判或叛逆的態度，現在則重視個人，以享受生活為主。在這種情況下，學生運動遂自趨沉寂，「共產主義者同盟」解體，「全學連」也在無形中瓦解。一九六三年，除日共的「民青系」外，反日共的學生組織約有下列各派系：(1)繼承「共產主義者同盟」而來的「社會主義
學生同盟」(簡稱「社學同」)；(2)採取義大利共產黨路線、視獨占資本為主要敵人的「構造改革派」(簡稱「構改派」)；(3)「革共同」中主張應先建設革命黨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簡稱「革馬派」)；(4)「革共同」中重視群眾鬥爭的「中核派」；(5)社會黨支持的「社會主義青年同盟解放派」(簡稱「社青同解放派」)。反日共派中，「中核派」、「社學同」和「社青同解放派」是反「革馬派」的，共同組成了「三派全學連」;而「革馬派」也有自己的「全學連」；同樣的，日共系又有自己的「全學連」。總之，日本學生運動進入了三個「全學連」的時期。
除了安保鬥爭之外，六0年代的日本學生運動雖然繼續展開反美、反體制、反財閥等街頭鬥爭，但其規模已不若往昔之盛。在這期間，最引人注目的已經不是街頭鬥爭，而是始於一九六五年的「大學鬥爭」。「大學門爭」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東京大學和日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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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0年代似乎是世界性學生運動的年代，但其歷史倒乎不如日本之長；受共產主義的影響倒乎也沒有日本強烈。然而，一九六0年代初期，美國正積極展開與黑權相呼應的學生運動之際，日本的全學連運動卻趨於分裂，而走向與一般學生疏離的尖銳化路線。學生鬥爭成為少數帶有強烈意識型態色彩之活躍份子的街頭鬥爭。但是，另一方面，在大學內部卻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全共鬥」運動。所謂「全共鬥」是「全學共鬥會議」的簡稱，即所有學生共同鬥爭以爭取學生權利之意，參加的人員包括全學連各派系和非政治性(派系)學生。
大學鬥爭的起因大致可分為下列幾種：(1)大學逐漸巨象化，而教育的品質卻日益低落，引起學生潛在的不滿;(2)大學管理制度陳舊，忽視學生權益，尤以懲戒制度為最;(3)高度經濟成長造成物價上漲，大學方面也一再提高學雜費。學生的不滿情緒遂以學雜費的上揚為媒介，一觸即爆發出來。
大學內部的學生鬥爭最先發生於東京的慶應大學。一九六五年一月，慶應大學由於反對學費上漲，展開全校罷課運動;一九六六年，早稻田大學也反對學費上漲，主張學生自主管理學生會館，進行全校罷課;一九六七年，明治大學跟著展開反學費上漲鬥爭，法政大學要求撤回學生懲戒，進行全校罷課。此外，還有許多大學發生類似的鬥爭。但是，這些都是個別鬥爭，一直到一九六八年終於發展為全國性的學生鬥爭，所謂「全共鬥」，至此才算達到名副其實的階段。當時，日本全國大學約有百分之八十(共一百六十五所大學)發生糾紛;約有七十所大學，學生以實力封鎖了整個校區，停止上學。其中最嚴重的是東京大學和日本大學。
東京大學是日本最古老的國立大學，成立於一八七七年，一八八五年改為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令第一條稱：「以教授國家所需的學術技藝，考究其蘊奧為目的。」換言之，東京帝國大學的目的是在培養國家各方面的領導階層。第二次大戰以前，東大的確充分完成了此項使命。戰後，東京帝國大學改名為東京大學，但其原初的目的依然存在;教授權威一如往昔;管理制度也未見改善。東大的學生鬥爭即針對這些特質而來﹒震央是最保守的醫學部(醫學院)。
日本醫生的養成制度，戰後採用實習醫生制。醫學部學生畢業後必讀以實習醫生身分在醫院「研修」三年，才能獲得參加醫生國家考試的資格。可是，接受研修的醫院沒有良好的教學條件，又沒有薪賀，生活不安定，所以醫學部學生和研修生都相當不滿。一九六四年，日本醫學部的全國性學生組織——「醫學部學生自治會連合」(簡稱「醫學連」〉決議要求全面廢除實習醫生制度，一九六六年，實習研修生組成的「青年醫師連合」(簡稱「青醫連」)也反對在教學條件惡劣的醫院研修，提出拒絕到指定醫院實習、不參加國家考試的方針。翠年，厚生省表明要徹底改革醫生養成制度，其方案是醫學院學生畢業後，即可參加醫生國家考試，取得醫生資格後，須在大學醫院或厚生大臣指定的醫院臨床研修兩年以上，然後才記入醫籍，這就是所謂「登錄醫」制度。可是，「醫學連」和「青醫連」都強烈反對，認為實質上並沒有改善教育條件，與過去的實習醫生制度沒有什麼兩樣，乃向各大學醫學部和醫院當局提出「研修協約」，要求內容為(1)希望到醫院研修的人大學醫院應全部接受;(2)研修課程的內容應反映研修生的意向。東大醫學部和附屬醫院拒絕這項要求，造成雙方對立。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九日中午，「醫學連」學生看見東大附屬醫院院長上田英雄等三人在醫院前行走，就上前圍住，要求繼續談判研修協約之事，院長說：「沒什麼好談的!」彼此發生了衝突。事後，醫學部教授會懲罰了十七名學生和研修生，其中四人被退學，兩人被停學。此一懲戒案在全校最高決策機構——評議會(由校長大河內一男主持)獲得了通過。可是，在這十七名被懲罰的學生中，有一個學生根本不在當天衝突現場，於是，醫學部學生和研修生組成的「全學鬥爭委員會」要求東大當局撤回懲戒案，大河內校長和豐川醫學部長(醫學院院長)在記者招待會上竟宣佈「處罰該生(即那位不在場學生)並沒有錯誤。」校方不重事實，只重權威的現象充分顯示了大學管理制度的缺失。在這種狀況下，學生沒有申訴的機會，校方與學生的雙向溝通與對話根本不可能。
五月十日，原先的「登錄醫」制度改為「報告醫制度」：大學畢業參加醫生國家考試及格，在大學醫院等指定醫院研修兩年後，得向厚生大臣報告。這法案在國會獲得通過。若依此一法案，研修未滿兩年者，國立醫院不會接納，具有相當的強制力。校方本想跟學生談論研修問題，但醫學部「全學鬥爭委員會」聲稱懲戒案撤回之前，不談其他。六月十五日，全學鬥爭委員會學生以校方不接受要求為由，占據了東大的象徵——安田講堂大樓(也是東大的辦公大樓)。大河內校長決意利用警力逐出占據講堂的學生。十七日天尚未亮，一千兩百名警察機動隊進入東大校園，開向安田講堂。這時，佔據的學生已事先離開講堂。但大河內校長將國家權力配備導入校園，不僅破壞了大學自治，也等於自動放棄了學術教育自主的立場;當即引起學生的反感，起而抗議。六月二十日，除法學部之外，各學院學生都罷課，約有六千名學生群集安田講堂前，要求與大河內校長進行「大眾團交」(校方與學生的集團對話)，隨後又因文學部學生懲罰問題，文學部進入無限期罷課，其他學部隨之。二十八日，大河內校長在安田講堂向六千名學生陳述導進機動隊的苦衷，並表示願意把醫學部懲戒案駁回醫學部教授會。說完，大河內校長即離去。六千名學生繼續靜坐，要求再舉行大眾團交，但是追究校方引進警察機動隊的責任，有越來越加緊的趨勢。七月二日，三百名學生再度占領安田講堂;隨後約有三千名學生與教職員組成「東大鬥爭全學共鬥會議」(即「全共鬥」)。組成人員以非政治性學生為主。「全共鬥」表明繼續占領安田講堂，並提出「大眾團交」、「校方自我批判導進機動隊之舉」等七項要求。當時正值暑假，「全共鬥」活躍份子住進講堂;一般學生則在校園草坪上搭起帳棚，組成「帳棚村」。「帳棚村一約有十二處，在炎暑下，學生坐在草坪上或開讀書會，或談論大學教育問題。八月十日，校方藉口暑假把校長署名的「告示」郵遞學生家，表示願意再審查醫學部學生懲戒問題，今後對導進機動隊將慎重行事等。「全共鬥」方面認為校方這種「單方面的通告具有權威色彩，畢竟是以現在大學管理制度為基礎的幻想」，引起學生強烈反感。開學後，「全共鬥」宜佈全校進入無限期罷課，並用實力封鎖整個學校。十一月一日，大河內校長、各學部長及評議員全部辭職;四日，以法學部教授加藤一郎為代理校長，組成新「執行部」(即各學部長與評議員).隨後，新任的文學部長林健太郎等與文學部學生進行「大眾團交」時，被剝奪自由，監禁了一星期。「全共鬥」此舉引起一般學生的反感與不滿。
嗣後，加藤代校長準備召開「全學集會」來解決問題，仍遭受「全共鬥」干擾而不成。加藤代校長又向學生提出舉行「全學集會」(全校師生的聚會)、對學生懲戒進行反省，實施大學改革等方案。可是，東大已被「全共鬥」封鎖，加藤代校長只好於一九六九年一月十日在東京青山的秩父宮橄欖球場召開「全學集會」，與醫、文、藥三學部之外的七學部學生代表團交換「確認書」，全盤接受學生所提的前述七項要求。於是各學部相繼解除罷課之舉。但「全共鬥」激進學生依然封鎖校舍，不讓學生上課。
另一方面，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以後，主張封鎖校舍的「全共門」激進學生和反對封鎖的「日共民青系」學生，在東大校園內不時發生械門，一般學生對此極為不滿，要求暴力學生離開校園。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七日，加藤代校長在一般學生支持下，向占據校舍的學生發出最後的「退出命令」，學生依然不聽。翌日，在東大校方的邀請下，八千五百名的機動隊再度開入東大校園，逐一解除校舍的封鎖。最後進行安田講堂的封鎖的解除。接守講堂的學生約五百人，以火燄瓶、石塊、桌椅等攻擊機動隊;機動隊則以水龍、催淚彈還擊。雙方進行了長達三十五小時的攻防戰，機動隊才完成解除安田講堂封鎖的任務。東大鬥爭終於落幕。是年的東大入學考試也因此而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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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東京大學是日本國家精英份子的培育成學校，那末，私立日本大學則是下級官僚與中小企業人員的養成學校。日本大學成立於一八九0年，原名為「日本法律學校」'是由當時司法大臣山田顯義在日本軍閥始祖山縣有朋與保守的金子堅太郎支持下創立的。原初目的在於訓練警察、憲兵、士兵、下級官吏，用以對付激進份子;更明確地說，是用來對付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的早稻田大學。因此校中右翼份子和體育系學生相當得勢，而且常以暴力對付其他學生;另一方面，亦以學生最多的「巨象」大學聞名於世;學校體質極具法西斯色彩，一切都納入校長的專斷獨裁統治下，而且經理和人事方面都有許多曖昧不明之處。大學教授也常以「不合大學的思想」被迫辭職，「學術自由」常遭蹂躪，加上體育系學生及右翼份子經常向一般學生施暴，學生的不滿情緒已蘊積多時。到一九六八年一月終於爆發了「大學門爭」。
一九六八年一月，日大理工學部的當權教授斡旋學生走後門入學，獲得謝禮達二十二億圓之多，而且這些款項均未向國稅局納稅，因而爆發了「脫稅事件」。這些款項大多以研究費、研修費等名義支付教職員，其中還有相當款項用在支持政治家的對外交際費上。就在國稅局稽查之際，經濟學部會計課長富澤廣突然失蹤，理工學部會計課徵收主任渡邊春子在自宅自殺。
這些相繼發生的瀆職與不祥事件引起了學生對校方的疑惑與憤怒。
日本大學雖以巨象大學聞名，但師資與教育設備都相當貧弱。校區幾乎沒有校園，學生連集會也不可能，借用教室開會，甚至貼傳單、告示，都要經過校方許可，自治會的活動也常受與校方關係密切的右翼份子及體育系學生干擾。由於這次逃稅事件，學生決心扭身而起，要求大學民主化，展開爭取學生做為人之自由與自立的「人權鬥爭」。
從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起，各學部先以各系或社團為單位集會，而後漸次提昇到以學部(學院)為單位的抗議集會。二十三日，兩千名學生聚集神田三崎町經濟學部一號館前，展開日大學生第一次的示威遊行，號稱「偉大的兩百公尺示威旅行」。校方放下校舍入口處的鐵門，把學生封閉在內，再支使右翼與體育系學生阻擾學生集會。這種種舉措，更激怒學生。二十五日，五千名學生群集神田三崎町白山路示威。二十七日，經濟、文理、法學、藝術、商學、農學、理工、齒學等各學部學生召開「全學總決起集會」'提出：所有理事辭職、全盤公開經理業務、集會自由、撤銷不當處罰等五項標語，組成「日大全學共鬥會議」〈「全共鬥」)。之後，參加抗議集會的學生從數千人增加到一萬人;校方則以臨時不上課、關閉學校相對抗。「全共鬥」學生聲勢越來越大，召開「總決起集會」，要求校方舉行「大眾團交」。六月十一日，「全學總決起集會」有五千學生參加，右翼學生加以襲擊，有兩百多學生受傷。以此為契機，經濟、法學、文理等學部全面罷課，構築防寨、占據校舍。校方在理事會中提出廢除顧問制、改革體育會、經理業務公開等革新案，學生方面則要求「所有理事辭職」和「大眾團交」。雙方依然沒有妥協餘地。暑假結束，九月初，校方導進警察機動隊，解除各學部的防寨封鎖，但經濟學部和法學部的校舍又遭受學生激烈反擊，再度被占領，用防寨封鎖。九月中，日大九學部的教員組成「連絡協議會」'八百人共同簽署，要求所有理事辭職。學生聲勢更壯。
九月三十日，校方答應與學生進行「大眾團交」，在兩國講堂召開校方所稱的「全學集會」——而學生則稱為「大眾團交」。當天，有三萬五千名學生參加;古田重二良會頭(董事長)等所有理事也坐在壇上;團交開到第二天凌晨三點，長達十二小時。校方全面屈服，所有理事都在「確認書」上簽字，答應廢除核查制度，全面公開經理業務，所有理事隨即辭職。兩國講堂中的學生當下發出轟天撼地的歡呼聲，紙片齊飛。「全共鬥」「打倒古田體制」的目標獲得具體成果。可是，日本首相佐藤榮作隨後在閣僚懇談會中宣稱「大眾團交」是集體暴力行為，不許存在;並把學生問題視為政治問題。日大校方利用這機會又撤回「確認書」，諸理事依然在位，並且利用政治與警察力量對學生大事彈壓。各學部在機動隊的壓力下逐漸解除了防寨。日大的大學鬥爭的時於在十月五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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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大與日大的大學鬥爭看來，大學的管理制度可以說是大學糾紛所以發生的主要契機。在舊的管理制度下，國立大學的權力機構集中在評議會和教授會，而私立大學則集中在理事會。在懲戒為主導的管理方式下，學生普遍缺乏參與甚至申訴的機會，學生的人權與自主權自然受到輕視，例如東大不問事實而懲戒根本不在現場的學生即是最明顯的象徵。在這種強權的管理下，學生對「大學」這種機構難免抱持懷疑態度，認為大學已經不是單純抽象的「理性之府」，也不是頌揚自由與自治理念的「批判大學」，而是「人類機器製造所」或「獨占下的轉包研究所」'甚至是國家意識型態的宣傳機構。因此，學生談到「大學危機」時，大都從「支配體制論」或「產學協同論」(企業與學校合作論)的觀點觀察大學，認為大學在日美反動勢力、獨占資本或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己趨於僵化，喪失了原有的創造性、批判性與真理性;對課程內容也極為不滿，認為講授內容都是沒有批判、沒有關連的片段知識，只適合用來獲取分數，以備將來謀職之用，對人格成長的自我啟蒙毫無俾益。
既然大學已僵化，課程又空洞無物，學生凝聚自己知識的方法，不外乎(1)以教授為「反面教師」'拿自己別處所學的知識體系與之相鬥，以穩定自己的知識體系;(2)在校園封鎖時，建立「新的學習共同體」，以社團或派系為單位，互相討論、研究;(3)根據自己選擇的書籍與雜誌，自我學習;(4)從運動推展過程所形成的現實中自行學習。這種種學習方法也許可以保持相當的創造性和批判性；但知識體系的形成必領具有自我內在的方法反省和持續不斷的努力。東京大學高橋徹教授說，在大學封鎖時期，學生的自主學習只是「一時的慶典」而已;學生往往把這設罷課的「自由時間」用在休閒上，而非用在學習上。果真如此，要獲取專門性的知識體系自然有其困難。
學生運動除了批判大學管理本質之外，最重要的另一主題是維護「大學自治」。往昔，所謂「大學自治」只具有外在意義，亦即排除外在勢力(如國家權力)對大學的種種干擾。事實上，大學本身依然是「國家」的縮影，權力支配是儼然的事實，因此如何突破這種現實，建立大學內部真正的民主自治體制，自是學生所關心的重點。可惜，新左翼各派系並不能提出新鮮的方案，大都只依教條的支配論，將教職員分為反動的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然後拉被壓迫階級與學生組成「統一戰線」藉運動以實現民主的自治。不過最值得重視的似乎是慶應大學學費鬥爭中所提的直接民主制。這是先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問題的討論，再擴及學系、學部，而後及於全校，亦即透過溝通與對話獲取主體間的合意(consensus)，以建立「學生的自治」，再透過與校方的「大眾團交」，以達成「大學的自治」。這種「草根性」的直接民主也許源自小國寡民的希臘城邦制，後來也為日本的市民運動所採納。
大學內學生運動參與人員，如前所述，大體分為新左翼各派系成員和非派系成員。派系成員大都居領導地位。大學鬥爭初啟時，由於大家對大學危機有共同認識，非派系學生還能與派系學生產生共鳴，共同行動。但越往後，派系學生越將自己的理念合理化，並以自己的理念為最高理想與權威，甚至彼此間發生內鬥，使一般學生疏離了派系學生，導致自我孤立。這是反權威而又自我權威化的結果。派系學生進駐、封鎖校舍時，對公有物的中立性往往並無充分認識。用桌椅等公有物抗拒機動隊猶有可說，但對微縮資料或文件的破壞則不可寬恕。例如，派系學生占領東大法學部時，即曾破壞學部內收藏的徵卷與文件。因此，後期的東大門爭，一般學生紛紛要求「暴力學生」退出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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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日本戰後以來的學生運動，一九六0年代是運動的最高潮，也是運動的轉換期。一九六0年的「安保門爭」是戰後「全學連」運動的頂峰。參加「安保鬥爭」的學生大都是在戰爭時期輿盟軍占領期成長的年輕人。他們繼承了戰後的批判精神，對日本國家盲目進行侵略戰爭都留有極深刻的印象，因而對國家體制、對日本再度走向戰爭的可能性都懷著戒心。六0年的「安保鬥爭」所以有那麼多非派系學生主動參與，原因即在於此。「安保鬥爭」是一街頭鬥爭。經過這次鬥爭的挫敗，由於高度成長所顯現的社會變遷，學生的目光開始轉向自己身處的學習環境，發現其中的種種弊端，因而展現了全國性的「大學鬥爭」。經過「安保鬥爭」與「大學門爭」學生運動內都呈現了龜裂現象。新左翼因拒絕日共的權威性領導而脫離日共，展開自己的運動形式，終於喚起了戰後規模最大的「安保門爭」。但在「大學鬥爭」中，新左翼又以權威性的領導指揮一般學生，終於遭遇到一般學生的排斥，而淪於孤立之境。從新左翼的這些特質看來，日本固有的家父長權威體質依然原原本本滑落到新左翼成員身上。
到一九七0年代，一則由於經濟呈低成長，大學生只關心畢業後的出路問題，不再關心政治;二則此時的大學生均屬戰後出生的一群，巳無前一世代的批判精神，追隨時尚成了青年文化的一環，關心自己遠過於社會。因此，學生運動便如往昔日共所云：成了勞工運動的一部分，不再是勞工運動的先驅。另一方面，新左翼中，有一部分成員因絕望而走向武裝化、國際化路線，「赤軍連」的誕生即此一現象的具象化。
在學生與機動隊的對峙中，學生運動在戰術上也以「安保鬥爭」為分界，而產生莫大的變化。在「安保鬥爭」以前，學生大都赤手空拳對付機動隊的警棒。到「大學鬥爭」時期，學生已戴上頭盔，手持角材之類。到一九七0年代，赤軍連甚至拿起了武器。在機動隊這方面，則始終都用水龍、催淚瓦斯之類對付學生，從未使用槍彈。
總之，一九六0年代是日本學生造反、判逆的狂飆年代。
以東京大學和日本大學為主
◎李永熾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日本東京大學學生佔領了東大象徵的安田講堂。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已四十年了。這四十年間的日本，政治上先由盟軍占領，經舊金山和約獲得完全獨立，到一九五五年所謂「五五體制」成立，日本兩黨政治運作制已確定。但究其實，代表革新勢力的社會黨從來不曾真正掌握政權；政治完全由代表保守勢力的自民黨包辦。在這情況下，自民黨政府充分顯示了日本故治權力的本質——絕對的資本主義國家壓制體制，因此日本學生將日本政府視為帝國主義陣營的一環，而日本經濟大國的地位更證明了此一論點。
其實，日本並不是一蹴即臻於經濟大國，而是遍歷種種滄桑。在以美國為主的盟軍占領期間，日本人在廢墟中徬徨翻掘，尋求物資，利用種種方法以求溫飽;到韓戰爆發，日本人藉擔任美國軍需物資的中介角色，才次第恢復經濟自主的能力，開始展現日本戰後第一期的快速經濟發展。到一九六0年，首相池田勇人提出「所得倍增計畫」，推行「高度成長政策」後，日本終於進入了經濟高度成長期，逐漸成為世界的經濟大國。
可是，在自民黨一黨獨裁與經濟大國化的政經發展中，日本愈來愈成為美國國際體制的一環，「安保條約」即其表徵;在國內，政界與財經界的結合卻越來越嚴密;而所謂「管理社會」也有日益成熟的趨勢。在這種狀況下，學術界逐漸失去其獨立性，所謂「大學自治」「研究自由」日趨形骸化，形成政界—企業界—學術界互相結合的局面。大學淪為政界與企業界的人才訓練所，喪失了大學固有的批判創造能力。「管理社會」的模式也逐漸運用到大學裡，懲戒往往成為控制學生的手段，師生的溝通與對話幾乎已到不可能的階段。
在這樣情況下，學生不僅喪失了自由獨立的人格，甚至淪為學習機器。這可以說是一九六0年代日本學生從「街頭鬥爭」轉向「大學門爭」的最重要內在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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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日本的學生運動在鬥爭形式上大抵呈現出街頭鬥爭—大學鬥爭—街頭鬥爭的模式。所謂「街頭鬥爭」是指學生湧到市街上示威、遊行，甚至攻擊政府機構，而與警察機動隊發生衝突的鬥爭方式。參與這類鬥爭的學生大都屬於日共系統或受日共影響的學生。所謂「大學鬥爭」則是指學生利用罷課或占領校舍的方式，要求恢復學生的人格權和自主權。參與的學生有的受日共影響，也有非黨派而自主參與的學生。談到一九六七、六八年東京大學與日本大學的「大學鬥爭」之前，必須先敘述六0年代以前的學生「街頭鬥爭」。
日本的學生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一八年由東京帝國大學(東京大學前身)學生組成的「東大新人會」、京都帝國大學學生組成的「京都勞學會」和早稻田大學學生的「民人同盟」等。這些學生組織大都與普選運動和勞工運動的組織化及反軍事訓練運動有關;一度還曾參與日共的武裝門爭。可是，十五年戰爭期間(一九三一 —— 一九四五)，尤其是太平洋戰爭時期(一九四一 —— 一九四五)，學生紛紛被趕到前線，或以「學徒動員」的名義被送到工需工廠做工，學生運動全面瓦解。直到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投降，復員的學生不僅獲得自我解放的機會，更因親身經歷的戰爭體驗而一舉投向了反戰、反體制的學生運動。
另一方面，自由派的大學教授戰爭期間接連受法西斯政府全面的壓迫，離開了大學。留在大學裡的大部分是只知附和政府意識型態、缺乏思想彈性的教授。學生習得的大抵不出：反英美的民族主義浪漫情緒和空洞無物的教條化學問(國體論)。因此，一到戰後，就像由「全民玉碎」突然轉向「全民懺悔」的滑稽變換一樣，從軍國主義式民族主義轉向共產主義式民主。當然，日共在這個過程裡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一九三三年，日共遭法西斯政府壓制，宣告瓦解。部分日共黨員堅持理念，不肯轉向，一直關在牢裡，直到戰後，才被盟軍釋放。這些釋放出來的日共份子，頓時變成日本思想界的英雄，他們的思想成為大家追尋的理想，於是，共產主義思想乃取代戰前的團體思想，成為時髦的玩意見。其實，當時日共的思想，如吉木隆明所云，仍停滯在一九三0年代甚至二0年代的階段，並沒有隨時代的轉變而有所修正，相當僵硬化、教條化。不過，可能正因為如此，教條化的「國體論」和教條化的日共思想才容易互換。
總之，在日共的影響下，日本各大學原本分立的「自治會」聯合起來。學生自治會最初是在盟軍統帥部支持下展開的，原以批判戰爭時期的軍國主義教育、驅逐戰犯教師、要求自由派教授復職為鵠的；後來逐漸轉向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終於在一九四八年九月組成了「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連合」'簡稱「全學連」。「全面子連」所組成的大會其口號是(1)絕對反對法西斯與殖民地式的教育重編；(2)擁護學術自由，保障學生生活；(3)反對學生打工的低工資，反對制定反罷課法；(4)反對法西斯主義、捍衛民主；(5)即時統一青年戰線；(6)學生政治活動完全自由。從此，日本學生運動就在「全學連」領導下展開了反大學法(政府不許學生進行政治活動)和反戰的鬥爭。可是，在學生運動過程中，「全學連」與日共黨中央逐漸發生衝突，以致分裂。
大致說來，日共對學生運動的評估並不高，因為日共的運動方向大抵傾向於勞工運動，認為學生只是青年或勞工的一部分，學生運動應隸屬於勞工運動，不能獨立行動。因此，日共並不贊成「全學連」的成立，並時常干預「全學連」的活動，甚至開除「全學連」中的黨員學生。而「全學連」的領導者則認為，學生在社會上已屬於一個階層，應有自主活動的權利，並且提出「先驅性理論」，認為在普羅階級尚缺乏政治自覺，以致未能扭身而起之前，學生應擔任勞工和農民的先驅，起而作戰，以標示革命的方向。這種種理論一方面與日共黨中央的群眾路線相衝突，一方面則驅使學生走向街頭，展開全學連所謂的「街頭激突(激烈衝突)主義」。日共稱這種主義為「極左的托洛斯基冒進主義」'並加以否定。
此後，日共與「全學連」的關係逐漸淡化，加上一九五五年日共國際派宮本顯治掌握黨獨裁權，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的史達林批判，以及蘇聯軍隊侵入匈牙利，全學連內部愈加分裂，全學連主流遂脫離日共(因日共支持蘇聯入侵匈牙利)，走向自主獨立的路線。從此，「全學連」分裂為「日共系」與「反日共系」。「反日共系」後來成為「學連」的主流，將蘇聯和日共雙方界定為史達林主義與官僚主義，而走上傾向托洛斯基主義的「反帝反史達林」第三路線。一九五八年「全學連」主流分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和由「日本托洛斯基主義者連盟」改組而成的「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簡稱「革共同」)兩個反日共組織。至此，日本學生運動脫離了日共領導時代，進入「新左翼」時期。
新左翼在思想上雖受托洛斯基主義的洗禮，但方向是奠立在否定史達林主義、恢復列寧主義的基礎上，主張反「一國社會主義」(史達林的主張)的世界革命、反和平共存的普羅專政、反議會主義和平革命的暴力革命、反二階段革命的一階段革命。其組織論和運動論，可從「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立大會議案中看出：「我們拒絕所有的革命空洞文句，即使我們以正確的思想、正確的理論、正確的綱領武裝起來，或者獲得許許多多傳單、報紙的分發支持，只要仍有將革命理論物質化的實態存在，就全都沒有意義。組織之前有綱領嗎?行動之前有綱領嗎?這全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必須一面回應日常性的階級鬥爭課題，一面組織鬥爭，在實踐之火的考驗中創出真正的綱領。……組織不會在真空中成長。以最具勞工形式、階級形式的方式回應勞工階級鬥爭所展現的課題，並且站在鬥爭的前線戰鬥，這樣的黨才能回應渴求革命方針的勞工。」這段話充分展現了對綱領化日共的批判。
一九五九年，「反日共系」逐漸在各大學擴張勢力，終於從日共手中奪取了「全學連」的領導權;並且擬定了反安保條約的一九六0年鬥爭方針。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簡稱「安保條約」)簽訂於一九五一年日美舊金山和約時期。依接這個條約，美國得駐軍日本，日本也應逐漸加強自衛力。嗣後，美國即一再要求日本加強軍事力，日本政府也隨著自衛力量的增強，而要求修訂安保條約。一九五七年美國撤離駐軍，翌年，雙方進行修訂預備交涉，一九六0年一月十九日簽字，六月生效。新訂的安保條約承認，日美雙方為自助與互助應儘力發展自衛力，並共同防禦敵人；經濟上彼此亦當協力合作。這條約在自民黨以外的其他政黨與反對勢力看來，無異是日本隸屬於美國國際軍事體制的賣身契，更是美國帝國主義的爪牙。因而在一九六O年展開了日本戰後規模最大的反安保學生運動。
六0年反安保門爭的前奏曲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全學連」闖入國會的事件。當時，日本全國約有三十五萬學生罷課參加，約有兩百萬勞工投入反安保門爭。當天，「全學連」示威隊站在勞工之前闖入國會，從三個方向包圍國會，與負責警備的警官隊五千人相對峙，其中有些學生部隊還衝入國會區裡。一九六0年，新安保條約簽訂，五月二十日佔多數的自民黨議員在國會中強行通過。進入六月後，抗議國會通過新約的示威人數越來越多，除了「全學連」學生和工人之外，一般市民也參與了。從十日到二十日所謂「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整個東京幾乎變成了反安保的狂熱都市，而以六月十五日這一天達到最高潮。
這天，「全學連」決定採取在國會區內集會的策略，集結了一萬七千人在國會四周，其中一千五百人突破了警官隊組成的圍牆，衝入國會區。警官隊的警棍如雨般落在當時未戴頭盔的學生身上，並使用噴水管、催誤彈等阻止學生前進﹒，學生則挖取馬路的舖石向警官隊投擲，加以抵抗。當時曾有一群右翼分子揮著棍棒闖進新聞記者和學生的示威隊伍中，或開著卡車衝入示威隊，造成數十人受傷的慘劇。在學生與警官隊的一再衝突中，終於發生了樺美智子死亡的悲劇。
樺美智子，東京大學文學院三年級學生，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活躍份子，雖然身體瘦弱多病，依然參加了這次安保鬥爭。她的死亡已成為反安保門爭的象徵'只要談到這次鬥爭，莫不舉出她的名字，樺美智子的名字巳留在日本歷史上。但是，她是如何致死的?迄今依然不得而知。「全學連」認定被警棍壓死；警方則認為是在街突中因群眾壓迫、意外死亡的。在這次鬥爭中，除樺美智于死亡外，共有七十二人負傷，一百六十七人被捕。
安保鬥爭在二十三日日美雙方換約，岸信介首相辭職後，逐漸趨於平靜。
池田勇人繼任首相，提出「所得倍增計畫」'日本進入了高度經濟成長期。國民生活日趨富裕，並逐漸走向注重流行與消費生活的方向；青年的思想與行動也發生了變化。過去，年輕人都對政治採取直接批判或叛逆的態度，現在則重視個人，以享受生活為主。在這種情況下，學生運動遂自趨沉寂，「共產主義者同盟」解體，「全學連」也在無形中瓦解。一九六三年，除日共的「民青系」外，反日共的學生組織約有下列各派系：(1)繼承「共產主義者同盟」而來的「社會主義
學生同盟」(簡稱「社學同」)；(2)採取義大利共產黨路線、視獨占資本為主要敵人的「構造改革派」(簡稱「構改派」)；(3)「革共同」中主張應先建設革命黨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簡稱「革馬派」)；(4)「革共同」中重視群眾鬥爭的「中核派」；(5)社會黨支持的「社會主義青年同盟解放派」(簡稱「社青同解放派」)。反日共派中，「中核派」、「社學同」和「社青同解放派」是反「革馬派」的，共同組成了「三派全學連」;而「革馬派」也有自己的「全學連」；同樣的，日共系又有自己的「全學連」。總之，日本學生運動進入了三個「全學連」的時期。
除了安保鬥爭之外，六0年代的日本學生運動雖然繼續展開反美、反體制、反財閥等街頭鬥爭，但其規模已不若往昔之盛。在這期間，最引人注目的已經不是街頭鬥爭，而是始於一九六五年的「大學鬥爭」。「大學門爭」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東京大學和日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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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0年代似乎是世界性學生運動的年代，但其歷史倒乎不如日本之長；受共產主義的影響倒乎也沒有日本強烈。然而，一九六0年代初期，美國正積極展開與黑權相呼應的學生運動之際，日本的全學連運動卻趨於分裂，而走向與一般學生疏離的尖銳化路線。學生鬥爭成為少數帶有強烈意識型態色彩之活躍份子的街頭鬥爭。但是，另一方面，在大學內部卻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全共鬥」運動。所謂「全共鬥」是「全學共鬥會議」的簡稱，即所有學生共同鬥爭以爭取學生權利之意，參加的人員包括全學連各派系和非政治性(派系)學生。
大學鬥爭的起因大致可分為下列幾種：(1)大學逐漸巨象化，而教育的品質卻日益低落，引起學生潛在的不滿;(2)大學管理制度陳舊，忽視學生權益，尤以懲戒制度為最;(3)高度經濟成長造成物價上漲，大學方面也一再提高學雜費。學生的不滿情緒遂以學雜費的上揚為媒介，一觸即爆發出來。
大學內部的學生鬥爭最先發生於東京的慶應大學。一九六五年一月，慶應大學由於反對學費上漲，展開全校罷課運動;一九六六年，早稻田大學也反對學費上漲，主張學生自主管理學生會館，進行全校罷課;一九六七年，明治大學跟著展開反學費上漲鬥爭，法政大學要求撤回學生懲戒，進行全校罷課。此外，還有許多大學發生類似的鬥爭。但是，這些都是個別鬥爭，一直到一九六八年終於發展為全國性的學生鬥爭，所謂「全共鬥」，至此才算達到名副其實的階段。當時，日本全國大學約有百分之八十(共一百六十五所大學)發生糾紛;約有七十所大學，學生以實力封鎖了整個校區，停止上學。其中最嚴重的是東京大學和日本大學。
東京大學是日本最古老的國立大學，成立於一八七七年，一八八五年改為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令第一條稱：「以教授國家所需的學術技藝，考究其蘊奧為目的。」換言之，東京帝國大學的目的是在培養國家各方面的領導階層。第二次大戰以前，東大的確充分完成了此項使命。戰後，東京帝國大學改名為東京大學，但其原初的目的依然存在;教授權威一如往昔;管理制度也未見改善。東大的學生鬥爭即針對這些特質而來﹒震央是最保守的醫學部(醫學院)。
日本醫生的養成制度，戰後採用實習醫生制。醫學部學生畢業後必讀以實習醫生身分在醫院「研修」三年，才能獲得參加醫生國家考試的資格。可是，接受研修的醫院沒有良好的教學條件，又沒有薪賀，生活不安定，所以醫學部學生和研修生都相當不滿。一九六四年，日本醫學部的全國性學生組織——「醫學部學生自治會連合」(簡稱「醫學連」〉決議要求全面廢除實習醫生制度，一九六六年，實習研修生組成的「青年醫師連合」(簡稱「青醫連」)也反對在教學條件惡劣的醫院研修，提出拒絕到指定醫院實習、不參加國家考試的方針。翠年，厚生省表明要徹底改革醫生養成制度，其方案是醫學院學生畢業後，即可參加醫生國家考試，取得醫生資格後，須在大學醫院或厚生大臣指定的醫院臨床研修兩年以上，然後才記入醫籍，這就是所謂「登錄醫」制度。可是，「醫學連」和「青醫連」都強烈反對，認為實質上並沒有改善教育條件，與過去的實習醫生制度沒有什麼兩樣，乃向各大學醫學部和醫院當局提出「研修協約」，要求內容為(1)希望到醫院研修的人大學醫院應全部接受;(2)研修課程的內容應反映研修生的意向。東大醫學部和附屬醫院拒絕這項要求，造成雙方對立。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九日中午，「醫學連」學生看見東大附屬醫院院長上田英雄等三人在醫院前行走，就上前圍住，要求繼續談判研修協約之事，院長說：「沒什麼好談的!」彼此發生了衝突。事後，醫學部教授會懲罰了十七名學生和研修生，其中四人被退學，兩人被停學。此一懲戒案在全校最高決策機構——評議會(由校長大河內一男主持)獲得了通過。可是，在這十七名被懲罰的學生中，有一個學生根本不在當天衝突現場，於是，醫學部學生和研修生組成的「全學鬥爭委員會」要求東大當局撤回懲戒案，大河內校長和豐川醫學部長(醫學院院長)在記者招待會上竟宣佈「處罰該生(即那位不在場學生)並沒有錯誤。」校方不重事實，只重權威的現象充分顯示了大學管理制度的缺失。在這種狀況下，學生沒有申訴的機會，校方與學生的雙向溝通與對話根本不可能。
五月十日，原先的「登錄醫」制度改為「報告醫制度」：大學畢業參加醫生國家考試及格，在大學醫院等指定醫院研修兩年後，得向厚生大臣報告。這法案在國會獲得通過。若依此一法案，研修未滿兩年者，國立醫院不會接納，具有相當的強制力。校方本想跟學生談論研修問題，但醫學部「全學鬥爭委員會」聲稱懲戒案撤回之前，不談其他。六月十五日，全學鬥爭委員會學生以校方不接受要求為由，占據了東大的象徵——安田講堂大樓(也是東大的辦公大樓)。大河內校長決意利用警力逐出占據講堂的學生。十七日天尚未亮，一千兩百名警察機動隊進入東大校園，開向安田講堂。這時，佔據的學生已事先離開講堂。但大河內校長將國家權力配備導入校園，不僅破壞了大學自治，也等於自動放棄了學術教育自主的立場;當即引起學生的反感，起而抗議。六月二十日，除法學部之外，各學院學生都罷課，約有六千名學生群集安田講堂前，要求與大河內校長進行「大眾團交」(校方與學生的集團對話)，隨後又因文學部學生懲罰問題，文學部進入無限期罷課，其他學部隨之。二十八日，大河內校長在安田講堂向六千名學生陳述導進機動隊的苦衷，並表示願意把醫學部懲戒案駁回醫學部教授會。說完，大河內校長即離去。六千名學生繼續靜坐，要求再舉行大眾團交，但是追究校方引進警察機動隊的責任，有越來越加緊的趨勢。七月二日，三百名學生再度占領安田講堂;隨後約有三千名學生與教職員組成「東大鬥爭全學共鬥會議」(即「全共鬥」)。組成人員以非政治性學生為主。「全共鬥」表明繼續占領安田講堂，並提出「大眾團交」、「校方自我批判導進機動隊之舉」等七項要求。當時正值暑假，「全共鬥」活躍份子住進講堂;一般學生則在校園草坪上搭起帳棚，組成「帳棚村」。「帳棚村一約有十二處，在炎暑下，學生坐在草坪上或開讀書會，或談論大學教育問題。八月十日，校方藉口暑假把校長署名的「告示」郵遞學生家，表示願意再審查醫學部學生懲戒問題，今後對導進機動隊將慎重行事等。「全共鬥」方面認為校方這種「單方面的通告具有權威色彩，畢竟是以現在大學管理制度為基礎的幻想」，引起學生強烈反感。開學後，「全共鬥」宜佈全校進入無限期罷課，並用實力封鎖整個學校。十一月一日，大河內校長、各學部長及評議員全部辭職;四日，以法學部教授加藤一郎為代理校長，組成新「執行部」(即各學部長與評議員).隨後，新任的文學部長林健太郎等與文學部學生進行「大眾團交」時，被剝奪自由，監禁了一星期。「全共鬥」此舉引起一般學生的反感與不滿。
嗣後，加藤代校長準備召開「全學集會」來解決問題，仍遭受「全共鬥」干擾而不成。加藤代校長又向學生提出舉行「全學集會」(全校師生的聚會)、對學生懲戒進行反省，實施大學改革等方案。可是，東大已被「全共鬥」封鎖，加藤代校長只好於一九六九年一月十日在東京青山的秩父宮橄欖球場召開「全學集會」，與醫、文、藥三學部之外的七學部學生代表團交換「確認書」，全盤接受學生所提的前述七項要求。於是各學部相繼解除罷課之舉。但「全共鬥」激進學生依然封鎖校舍，不讓學生上課。
另一方面，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以後，主張封鎖校舍的「全共門」激進學生和反對封鎖的「日共民青系」學生，在東大校園內不時發生械門，一般學生對此極為不滿，要求暴力學生離開校園。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七日，加藤代校長在一般學生支持下，向占據校舍的學生發出最後的「退出命令」，學生依然不聽。翌日，在東大校方的邀請下，八千五百名的機動隊再度開入東大校園，逐一解除校舍的封鎖。最後進行安田講堂的封鎖的解除。接守講堂的學生約五百人，以火燄瓶、石塊、桌椅等攻擊機動隊;機動隊則以水龍、催淚彈還擊。雙方進行了長達三十五小時的攻防戰，機動隊才完成解除安田講堂封鎖的任務。東大鬥爭終於落幕。是年的東大入學考試也因此而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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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東京大學是日本國家精英份子的培育成學校，那末，私立日本大學則是下級官僚與中小企業人員的養成學校。日本大學成立於一八九0年，原名為「日本法律學校」'是由當時司法大臣山田顯義在日本軍閥始祖山縣有朋與保守的金子堅太郎支持下創立的。原初目的在於訓練警察、憲兵、士兵、下級官吏，用以對付激進份子;更明確地說，是用來對付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的早稻田大學。因此校中右翼份子和體育系學生相當得勢，而且常以暴力對付其他學生;另一方面，亦以學生最多的「巨象」大學聞名於世;學校體質極具法西斯色彩，一切都納入校長的專斷獨裁統治下，而且經理和人事方面都有許多曖昧不明之處。大學教授也常以「不合大學的思想」被迫辭職，「學術自由」常遭蹂躪，加上體育系學生及右翼份子經常向一般學生施暴，學生的不滿情緒已蘊積多時。到一九六八年一月終於爆發了「大學門爭」。
一九六八年一月，日大理工學部的當權教授斡旋學生走後門入學，獲得謝禮達二十二億圓之多，而且這些款項均未向國稅局納稅，因而爆發了「脫稅事件」。這些款項大多以研究費、研修費等名義支付教職員，其中還有相當款項用在支持政治家的對外交際費上。就在國稅局稽查之際，經濟學部會計課長富澤廣突然失蹤，理工學部會計課徵收主任渡邊春子在自宅自殺。
這些相繼發生的瀆職與不祥事件引起了學生對校方的疑惑與憤怒。
日本大學雖以巨象大學聞名，但師資與教育設備都相當貧弱。校區幾乎沒有校園，學生連集會也不可能，借用教室開會，甚至貼傳單、告示，都要經過校方許可，自治會的活動也常受與校方關係密切的右翼份子及體育系學生干擾。由於這次逃稅事件，學生決心扭身而起，要求大學民主化，展開爭取學生做為人之自由與自立的「人權鬥爭」。
從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起，各學部先以各系或社團為單位集會，而後漸次提昇到以學部(學院)為單位的抗議集會。二十三日，兩千名學生聚集神田三崎町經濟學部一號館前，展開日大學生第一次的示威遊行，號稱「偉大的兩百公尺示威旅行」。校方放下校舍入口處的鐵門，把學生封閉在內，再支使右翼與體育系學生阻擾學生集會。這種種舉措，更激怒學生。二十五日，五千名學生群集神田三崎町白山路示威。二十七日，經濟、文理、法學、藝術、商學、農學、理工、齒學等各學部學生召開「全學總決起集會」'提出：所有理事辭職、全盤公開經理業務、集會自由、撤銷不當處罰等五項標語，組成「日大全學共鬥會議」〈「全共鬥」)。之後，參加抗議集會的學生從數千人增加到一萬人;校方則以臨時不上課、關閉學校相對抗。「全共鬥」學生聲勢越來越大，召開「總決起集會」，要求校方舉行「大眾團交」。六月十一日，「全學總決起集會」有五千學生參加，右翼學生加以襲擊，有兩百多學生受傷。以此為契機，經濟、法學、文理等學部全面罷課，構築防寨、占據校舍。校方在理事會中提出廢除顧問制、改革體育會、經理業務公開等革新案，學生方面則要求「所有理事辭職」和「大眾團交」。雙方依然沒有妥協餘地。暑假結束，九月初，校方導進警察機動隊，解除各學部的防寨封鎖，但經濟學部和法學部的校舍又遭受學生激烈反擊，再度被占領，用防寨封鎖。九月中，日大九學部的教員組成「連絡協議會」'八百人共同簽署，要求所有理事辭職。學生聲勢更壯。
九月三十日，校方答應與學生進行「大眾團交」，在兩國講堂召開校方所稱的「全學集會」——而學生則稱為「大眾團交」。當天，有三萬五千名學生參加;古田重二良會頭(董事長)等所有理事也坐在壇上;團交開到第二天凌晨三點，長達十二小時。校方全面屈服，所有理事都在「確認書」上簽字，答應廢除核查制度，全面公開經理業務，所有理事隨即辭職。兩國講堂中的學生當下發出轟天撼地的歡呼聲，紙片齊飛。「全共鬥」「打倒古田體制」的目標獲得具體成果。可是，日本首相佐藤榮作隨後在閣僚懇談會中宣稱「大眾團交」是集體暴力行為，不許存在;並把學生問題視為政治問題。日大校方利用這機會又撤回「確認書」，諸理事依然在位，並且利用政治與警察力量對學生大事彈壓。各學部在機動隊的壓力下逐漸解除了防寨。日大的大學鬥爭的時於在十月五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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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大與日大的大學鬥爭看來，大學的管理制度可以說是大學糾紛所以發生的主要契機。在舊的管理制度下，國立大學的權力機構集中在評議會和教授會，而私立大學則集中在理事會。在懲戒為主導的管理方式下，學生普遍缺乏參與甚至申訴的機會，學生的人權與自主權自然受到輕視，例如東大不問事實而懲戒根本不在現場的學生即是最明顯的象徵。在這種強權的管理下，學生對「大學」這種機構難免抱持懷疑態度，認為大學已經不是單純抽象的「理性之府」，也不是頌揚自由與自治理念的「批判大學」，而是「人類機器製造所」或「獨占下的轉包研究所」'甚至是國家意識型態的宣傳機構。因此，學生談到「大學危機」時，大都從「支配體制論」或「產學協同論」(企業與學校合作論)的觀點觀察大學，認為大學在日美反動勢力、獨占資本或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己趨於僵化，喪失了原有的創造性、批判性與真理性;對課程內容也極為不滿，認為講授內容都是沒有批判、沒有關連的片段知識，只適合用來獲取分數，以備將來謀職之用，對人格成長的自我啟蒙毫無俾益。
既然大學已僵化，課程又空洞無物，學生凝聚自己知識的方法，不外乎(1)以教授為「反面教師」'拿自己別處所學的知識體系與之相鬥，以穩定自己的知識體系;(2)在校園封鎖時，建立「新的學習共同體」，以社團或派系為單位，互相討論、研究;(3)根據自己選擇的書籍與雜誌，自我學習;(4)從運動推展過程所形成的現實中自行學習。這種種學習方法也許可以保持相當的創造性和批判性；但知識體系的形成必領具有自我內在的方法反省和持續不斷的努力。東京大學高橋徹教授說，在大學封鎖時期，學生的自主學習只是「一時的慶典」而已;學生往往把這設罷課的「自由時間」用在休閒上，而非用在學習上。果真如此，要獲取專門性的知識體系自然有其困難。
學生運動除了批判大學管理本質之外，最重要的另一主題是維護「大學自治」。往昔，所謂「大學自治」只具有外在意義，亦即排除外在勢力(如國家權力)對大學的種種干擾。事實上，大學本身依然是「國家」的縮影，權力支配是儼然的事實，因此如何突破這種現實，建立大學內部真正的民主自治體制，自是學生所關心的重點。可惜，新左翼各派系並不能提出新鮮的方案，大都只依教條的支配論，將教職員分為反動的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然後拉被壓迫階級與學生組成「統一戰線」藉運動以實現民主的自治。不過最值得重視的似乎是慶應大學學費鬥爭中所提的直接民主制。這是先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問題的討論，再擴及學系、學部，而後及於全校，亦即透過溝通與對話獲取主體間的合意(consensus)，以建立「學生的自治」，再透過與校方的「大眾團交」，以達成「大學的自治」。這種「草根性」的直接民主也許源自小國寡民的希臘城邦制，後來也為日本的市民運動所採納。
大學內學生運動參與人員，如前所述，大體分為新左翼各派系成員和非派系成員。派系成員大都居領導地位。大學鬥爭初啟時，由於大家對大學危機有共同認識，非派系學生還能與派系學生產生共鳴，共同行動。但越往後，派系學生越將自己的理念合理化，並以自己的理念為最高理想與權威，甚至彼此間發生內鬥，使一般學生疏離了派系學生，導致自我孤立。這是反權威而又自我權威化的結果。派系學生進駐、封鎖校舍時，對公有物的中立性往往並無充分認識。用桌椅等公有物抗拒機動隊猶有可說，但對微縮資料或文件的破壞則不可寬恕。例如，派系學生占領東大法學部時，即曾破壞學部內收藏的徵卷與文件。因此，後期的東大門爭，一般學生紛紛要求「暴力學生」退出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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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日本戰後以來的學生運動，一九六0年代是運動的最高潮，也是運動的轉換期。一九六0年的「安保門爭」是戰後「全學連」運動的頂峰。參加「安保鬥爭」的學生大都是在戰爭時期輿盟軍占領期成長的年輕人。他們繼承了戰後的批判精神，對日本國家盲目進行侵略戰爭都留有極深刻的印象，因而對國家體制、對日本再度走向戰爭的可能性都懷著戒心。六0年的「安保鬥爭」所以有那麼多非派系學生主動參與，原因即在於此。「安保鬥爭」是一街頭鬥爭。經過這次鬥爭的挫敗，由於高度成長所顯現的社會變遷，學生的目光開始轉向自己身處的學習環境，發現其中的種種弊端，因而展現了全國性的「大學鬥爭」。經過「安保鬥爭」與「大學門爭」學生運動內都呈現了龜裂現象。新左翼因拒絕日共的權威性領導而脫離日共，展開自己的運動形式，終於喚起了戰後規模最大的「安保門爭」。但在「大學鬥爭」中，新左翼又以權威性的領導指揮一般學生，終於遭遇到一般學生的排斥，而淪於孤立之境。從新左翼的這些特質看來，日本固有的家父長權威體質依然原原本本滑落到新左翼成員身上。
到一九七0年代，一則由於經濟呈低成長，大學生只關心畢業後的出路問題，不再關心政治;二則此時的大學生均屬戰後出生的一群，巳無前一世代的批判精神，追隨時尚成了青年文化的一環，關心自己遠過於社會。因此，學生運動便如往昔日共所云：成了勞工運動的一部分，不再是勞工運動的先驅。另一方面，新左翼中，有一部分成員因絕望而走向武裝化、國際化路線，「赤軍連」的誕生即此一現象的具象化。
在學生與機動隊的對峙中，學生運動在戰術上也以「安保鬥爭」為分界，而產生莫大的變化。在「安保鬥爭」以前，學生大都赤手空拳對付機動隊的警棒。到「大學鬥爭」時期，學生已戴上頭盔，手持角材之類。到一九七0年代，赤軍連甚至拿起了武器。在機動隊這方面，則始終都用水龍、催淚瓦斯之類對付學生，從未使用槍彈。
總之，一九六0年代是日本學生造反、判逆的狂飆年代。
星期四, 9月 03, 2009
瑪麗蓮‧巴克‧新左‧文革
瑪麗蓮‧巴克‧新左‧文革
◎張惠敏
去年五月十一日，瑪麗蓮﹒巴克(Marilyn Buck)被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人員逮捕了。
她被捕時穿著橘紅色襯衫、牛仔褲，攜帶一支零點八口徑的左輪。她的同伴伊文思小姐也同時被捕，皮包裡藏有一枝九毫米口徑的自動手指。她們已被調查局人員跟蹤了好幾天，被捕的地點是紐約州名叫達布斯渡口(Dobbs Ferry)的濱河小鎮，在一間小飯館門口。那間飯館距離一九八一年瑪麗蓮參加搶劫運款車的另一個小鎮，奈雅克(Nyack)，只有十英里遠。
在那次劫案中，有兩名警察和一名運款車警衛喪生。搶犯當中，也有一人當場被擊斃，其餘的人坐在汽車裡，衝出警察的包圍，駕車的就是瑪麗蓮﹒巴克。她在槍戰中誤射中自己腿部一槍，所以至今走起路來一顛一跛的。
她被捕時相當鎮定，沒有掙扎逃跑。
劫案發生後不到一年，參加作案的人大部分都已被捕，剩下在逃的，連瑪麗蓮在內，也不過三、四人，而她能夠到處藏匿了四年而未落網，也算是神通廣大的。
五年前，搶劫察發生時，引起全美震動，因為這不是一件尋常的搶劫案，策劃此案的是兩個主張暴力革命的激進團體，「氣象員」和「黑人解放軍」。在這之前，它們已經幹過幾次類似的劫案和爆炸案。
這兩個團體是怎麼產生的呢?他們究竟是在幹革命還是純搶劫?這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
從背景上看，這些革命組織都是六十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和反越戰運動的產物。
瑪麗蓮﹒巴克是何許人?如果六十年代末期，你曾在柏克萊加卅大學行政大樓前面的廣場駐足，或許你和她已經打過照面。根據聯邦調查局公佈的資料，她是「黑人解放軍」唯一的一名白人成員，也是這個組織的軍需官，負責採購軍火彈藥和偽造證件。她是運款車劫案的主要策劃人之一。
但二十一年前，她是德克陸斯卅奧斯汀一所私立中學的榮譽畢業生。她的家庭富裕，父親是著名的獸醫和主教派教會的教長，高中畢業時，她被布朗大學、德卅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接納。
一九六五年秋天，她第一次遠離家門，到柏克萊註冊上學，而且進了一個專收優秀學生的特別班。可是當時的柏克萊正處於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和反戰風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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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在越南的軍事行動以及對南部黑人民權的壓制，使得校園裡的學生對美國當代的價值觀和社會體制的性質感到懷疑，由此產生的「言論自由運動」首先就要檢討大學的功能以及大學和社會體制的關條。
進大學究竟所為何來?什麼是知識?為什麼當我們迫切需要認識我們的生存環境時，犬學卻要我們把頭埋在沙堆裡，對世事不聞不問?用一套令人昏昏欲睡的例行公事－－學分、考試、分數的單位系統，使我們馴服、聽話，成為一隻隻受過訓練的海狗?
在「體制」所粉飾的「美景」背後，一個到密西西比州參加民權運動的女學生發現，同是美國公民的黑人，一家十一口擠在一個沒有自來水，到處是虱子、老鼠的破房子裡。到第三世界旅行的學生發現，原來美國所支持的都是殘民以逞的獨裁者，美國向他們提供大量經援軍援，為的是要打擊受民心擁戴的民族革命。
根據校報揭露的資料，大學其實也是這個體制運作的重要一環。美國政府每年在加州大學的「特別項目」上花費兩億多美元，供「勞倫斯放射性實驗室」和「洛斯﹒阿拉莫斯放射性實驗室」研究和發展最新型的武器。
「言論自由運動」的學生領袖馬里奧﹒薩維歐(Mario Savio)，站在校園行政大樓的石階上，發表了動人的「歷史終結」的演說。他強調大學是一個讓人們認真思考他們的生存環境問題的地方，不是為美國政府或工業製造一批批「標準產品」的工廠。對許多新一代的人來說，五十年代長期冷感的「歷史」行將結束，但歷史並未結束，一個更完美的社會是可能的，也是值得付出生命的代價去爭取的。
一九六五年三月，馬丁﹒路德﹒金牧師為了爭取黑人的投票權，率領成千的黑人和白人，從阿拉巴馬州的塞爾烏徒步走到蒙哥馬利。
同一時期，有兩萬五千人到華盛頓去示威遊行，抗議美機轟炸北越。
那一年夏天在柏克萊校園成立的「越南日委員會」'號召學生齊集舊金山，向前來參加聯合國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會的詹森總統一示威抗議，並且發表了一封給全體軍人的公開信，他們還企圖阻擋一列運載部隊的火車。學生開始在校園裡焚燒徵兵卡﹒.....
在這一連串示威運動的氣氛中，瑪麗蓮﹒巴克才讀了半個學期就已決定退學，從此開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
六０年代後期，在歐美的學潮、示威、抗議聲中幅起的新左派思想，在政治上既反對美國的帝國主義，也反對蘇聯的極權主義。新左派的學生相信，美國的體制是壓迫性的，對內壓迫南部黑人的民權，對外壓迫反就專制統治的第三世界人民。美國派兵到越南作戰和以「防共」為白，侵略古巴以及入侵多明尼加共和國，都是這種對外壓迫行動的鮮明例證。在他們看來，從五０年代開始壟斷美國社會科學理論的結構功能學派，對這些行動並無法自圓其說。事實上，在麥卡錫主義的陰影下興起的結構功能學派，不僅政治立場保守，而且對社會衝突的解釋，也有粉飾太平的傾向。結構功能學派強調的是社會的均衡狀態(Wquilibrium)，均衡是常態，而衝突則是機能失調所產生的變態。它關切的是如何「消除」機能失調，使社會復歸常態，而不是去理解社會衝突背後所存在的問題。
結構功能學派主張「價值中立」的科學方法，這無疑是源自韋伯的理論。對於這一點，新左派的思想家馬庫塞(Herbert Macuse)也有嚴厲的針距。他曾在一篇引起很大爭議的論文中指出，韋伯關於價值中立的「概念化」方法，實質上就是「科學地」進行對「人」的消滅。
「人」的價值和「歷史」的意義是新左派思想的重點。在這方面，一九六二年因飛機失事而去世的美國社會學家密爾斯(C.W. Mills)，變成了新左運動的精神領袖。密爾斯生前曾批評美國的結構功能學派其實是缺乏實質內涵的，它的主要作用只是要讓那些半調子社會學家可以援引「科學方法」來掩飾他們在知識上的貧困。所謂「理論」不過是空殼子而己，而那些抽象的概念，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卻是要消除「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和人類的問題。」密爾斯的吉論，以及他對統治美國的「權力精英」的研究，奠定了他在新左運動中的地位。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寫給新左派的〈公開信〉，也預示著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將成為社會變運的引導人。
新左運動不僅反對西方的資本主義體制，而且也憎惡蘇聯式的極權統治和社會主義官僚體制，新左派主張的是一種「民主的社會主義」模式。這可從他們樂於稱道的波蘭哲學家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
一九五七年所寫的一篇短文中看出來。
這篇題為〈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短文，當初曾被波共禁止發表，其中有些膽炙人口的名言﹒.
社會主義不是這樣的社會：
一個「犯了罪」的人坐在家裡等警察來。
一個人不快樂因為他說了他所想的，另一個人快樂因為他不說他心裡所想的。
一個人過得好因為他完全不思想。社會主義不是這樣的國家：
它要求所有的公民在哲學、外交政策、經濟、文學和倫理方面，都有共同的看法。
政府規定公民的權利，但公民不能規定政府的權利。
政府、永遠在問人民之前就已知道人民的意願。
哲學家和作家所說的話永遠和將軍部長一樣，但總是比他們慢一拍。
議會選舉的結果永遠是可預料的。
•
新左派這種企圖破除既有體制的束縛、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想，促使他們在非楊即墨的美蘇體制之外尋找一條出路，而中共的文化大革命適時發生，對歐美的新左運動，也正好提供了一個新的啟示。在新左派知識分子眼裡，文革的意義在於它是一個社會主義政權的領導人首次摧毀了他一手建立的官僚體制的運動。毛澤東關於反對專業主義和精英統治的言論，和他對「紅與專」問題的主張，以及他在教育制度上造「分數主義」的反，和主張廢棄對學生「管、卡、壓」的制度，以及關於培養知識與勞動結合的「新型知識分子」的觀點，對歐美的新左派而言，確是「實獲我心」的。
這也是歐美新左運動中所謂「毛派」的由來。新左運動的另一個精神領袖，法國哲學家沙特，在一篇訪問中，曾表示他對於知識與勞動相結合的「新型知識分子」的嚮往：
「照我看來，知識分子有兩種。一種是古典型的，這種知識分子不會感受到「一般」與「特殊」的矛盾;另一種則是新型知識分子，這種知識分子不再是成天把他的「意識」掛在口邊空訣，而是實際到工廠去工作，在工作中得到印證。舉例說，我有一個朋友，他本來是個電機工人，工餘在家修讀大學學位，現在他馬上就要取得哲學教師的資格了。但他所得的知識，並不單是從主觀的意識活動而來，而是與他的工作及職業結合在一起。我認為他所代表的是一種知識分子的新典型，這種典型和中國培養的很相像，都有打破資本主義(勞心勞力)分工制度的傾向。」
但是沙特承認，以他的年紀，「我不可能到工廠去做工。所以我只能算是一個傳統知識分子，寫寫褔樓拜。」
毛澤東所謂的「造反有理」－－要推翻現存體制，必須反其道而行，對於「完全拒絕接受整個體制」(巴黎學生領袖Daniel Cohn-Bendit語)的新左派而世一口，無疑是有吸引力的。
然而，在毛的言論經過浪漫化、理想化的過程，而成為歐美學生運動的「新啟示錄」的同時，文革的暴行卻也正荼毒著中國的大地。紅衛兵的打砸搶和衝擊軍區，以及軍隊的反撲鎮壓所造成的一連串血腥，都是隱藏在浪漫化言論背後的現實。革命固然包含著暴力，但在革命的風暴下，生命的價值又如何估計?
歐美的新左運動是自發的，但發生在中國的文革，看似自發，實則卻有一隻權力鬥爭的黑手在幕後操縱，這自然不是隔洋的浪漫情懷所能理解的。毛澤東為了奪權門爭而利用純真的青年學生去「衝翻龍王廟」，等到目的實現之後，「走了老爺，來了少爺」，擁毛的新官僚，手段的狠毒，比老官僚有過之而無不及。而當初響應毛的號召而奮起的青年知識分子，
一且開始提出廢除官僚體制，建立「中華人民公社」的目標，「自發」地組織起來，朝向實現這個目標而行動時，鎮壓的鐵腕便隨之而至了。
就在巴黎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柏克萊加卅大學的學潮如火如荼地進行的一九六八年七月，中國大陸上「自發」的學生運動，卻在已達到奪權目的的毛澤東的號令下被一舉撲滅。
在撲滅的前夕，毛、江、林彪、姚文元等人還在七月二十八日深夜召集了紅衛兵領袖談話。當時首都紅代會的一個負責人蒯大富曾提出要抓出鎮壓紅衛兵的「黑手」的問題，毛的反應是什麼呢?
主席：蒯大富要抓黑手，這麼多工人「鎮壓」「壓迫」紅衛一兵，黑手是什麼?現在抓不出來。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來，抓我就好，來抓我嘛!本來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中央警衛國是我派去的。
中國大陸青年知識份子的悲哀就在於他們平時是搖旗吶峨的順民，權力鬥爭時成為陰謀家的暴民工具，利用過後，又被棄之如敝履。文革時期的紅衛兵領袖，如聶元梓、蒯大富，至今仍被關在秦城監獄裡'然而，這個深沉的悲哀又豈是歐美的新左派所能了解?
•
對歐美的新左運動來說，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是轟轟烈烈的十年。在這段期間，一九六八年黑人民權牧師馬丁﹒路德﹒金的被刺身亡，對運動而言，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鍵，因為這個事件使新左運動中的激進份子，覺悟到校區內的「參與民主」與「和平改革」並不能達到變革的目的。唯有用暴力的「革命」手段，才能達到目的。這便是崇尚暴力的「氣象員」和「黑人解放軍」產生的由來。
一九七五年越戰結束時，柏克萊的激進學生，興高采烈地揮舞著越共的紅旗，在街上遊行慶祝。但此時，瑪麗蓮﹒巴克已因替「黑人解放軍」採購武器，而成為在逃的通緝犯。
趣戰結束後，新展開的一頁歷史，似乎已經開始對新左運動進行嘲弄和報復。北越對南越的併吞，奴工營的出現，接著是投奔怒海的船民。而來共政權，更是把中共翻天覆地的大躍進經驗在東埔察翻版，而且變本加厲，把千百萬人民送進地獄。毛澤東死後，文革的真相也逐漸揭露出來……
這一段歷史的反覆是令人難堪的。繼而出現的普遍冷漠，使歐美的大學校園又回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平靜，而革命組織再也無法找到新的群眾了。
對於新左運動由盛而衰的歷史的反省，能夠帶給我們什麼啟示？
對於曾經參與新左運動的人來說，贖罪式的自怨自艾或挫折感下的憤世嫉俗，都是無補於事的。只有冷靜的剖析、反省，才能帶來啟示。
肯定「人」的價值，抗拒「物化」的人文主義，以及對「社會正義」的堅持，都是值得我們珍視的理想與信念。關於大學功能的反省是有恆常價值的。不論是對彼時彼日或今時今日的大學生而言，這樣的反省，使人不會輕易地迷失在學分考試、分數主義的「例行公事」裡。
參與運動的積極份子，只要心中還有理想與熱情，是不會就此消逝的。當年SDS的學生領袖湯姆﹒海頓(Tom Hayden)，如今是全美反核運動的重要協調人。當年的運動中人也有不少在美國印第安保留區默默的工作，為爭取印第安人的權益而努力。還有一些人自動地組織了非牟利機構，安排南非的黑人民權領袖圖圖主教(Bishop D. Tutu)－－另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訪美巡迴演講，揭露南非種族迫害的真相，同南非政府每年花費千百萬美元的粉飾宣傳對抗。在去年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示威行動中，當年的學生領袖，一個個都回到了校園。抗議和示威行動，終於促使大學董事會決定撤出在南非跨國公司中的股權。
只要理想的火花常在，老兵是不死的。
無需諱言，當年由於行動上的偏差，往往美好的理想無法引起社會的共鳴，反而受到人們的唾棄。如當年加州的「共生軍」，靠綁架在柏克萊加大讀書的報業大王赫斯特的女兒，來要脅赫斯特家族履行最直接的「社會正義」買幾個貨櫃的食物，運到貧民區去，發放給窮人。但綁架的手段本身卻是「非正義」的，因而也受到社會的唾棄。
對於發生在奈雅克的運款車劫案，我們能夠說些什麼呢?
從「氣象員」和「黑人解放軍」這些年來的作案紀錄來看，這一條暴力革命的路線雖然仍在繼續下去，但參加的人愈來愈少，組織本身也愈來愈孤立。
有人認為，儘管這兩個組織一向崇尚暴力行動，但至少當初還有革命的理想，如今淪為純粹搶劫的盜匪，似乎是革命的墮落。也有人認為，就搶劫案本身來說，參加作案的人既然已不是在幹「革命」事業，而是不折不扣的盜匪，報刊輿論也應該直截了當地把他(她)們當做盜匪來看待，不必渲染他(她)們是屬於什麼「革命組織」。
然而，站在革命組織的立場來看，革命需要經費，在美國這樣的社會，暴力革命能夠找到的籌集資金途徑並不多，所以這些人理所當然地要靠搶劫來籌集經費，而搶劫本身也象徵著對社會體制的跳戰和反抗。依照成王敗寇的邏輯，將來一旦革命成功，這些搶劫也就成為漫長的革命過程中的小插曲。
只不過，「小插曲」卻是用無辜的生命譜成的。
為了實現革命的目標，可以不擇手段，可是在持續的挫折之下，革命的目標渺不可及，而手段本身已經變成了目的。
那個以工人階級為主的奈雅克鎮上的居民，在為槍戰中喪生的兩個警察出殯的那一天晚上，無分老幼，手執蠟燭，自動列隊走在小鎮的馬路上。當燭光映著他們眼中的淚光時，我們知道，「氣象員」和「黑人解放軍」己永遠失去了群眾。
•
讀到瑪麗蓮﹒巴克被捕的消息的那一天，我正坐在屋前的草地上。她被捕的地點離我的住處還不到一英里，而我心中興起的竟是一種憑弔的情懷。
為了她，也為了那個逝去的時代。
當代 第二期 1986.6.1
◎張惠敏
去年五月十一日，瑪麗蓮﹒巴克(Marilyn Buck)被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人員逮捕了。
她被捕時穿著橘紅色襯衫、牛仔褲，攜帶一支零點八口徑的左輪。她的同伴伊文思小姐也同時被捕，皮包裡藏有一枝九毫米口徑的自動手指。她們已被調查局人員跟蹤了好幾天，被捕的地點是紐約州名叫達布斯渡口(Dobbs Ferry)的濱河小鎮，在一間小飯館門口。那間飯館距離一九八一年瑪麗蓮參加搶劫運款車的另一個小鎮，奈雅克(Nyack)，只有十英里遠。
在那次劫案中，有兩名警察和一名運款車警衛喪生。搶犯當中，也有一人當場被擊斃，其餘的人坐在汽車裡，衝出警察的包圍，駕車的就是瑪麗蓮﹒巴克。她在槍戰中誤射中自己腿部一槍，所以至今走起路來一顛一跛的。
她被捕時相當鎮定，沒有掙扎逃跑。
劫案發生後不到一年，參加作案的人大部分都已被捕，剩下在逃的，連瑪麗蓮在內，也不過三、四人，而她能夠到處藏匿了四年而未落網，也算是神通廣大的。
五年前，搶劫察發生時，引起全美震動，因為這不是一件尋常的搶劫案，策劃此案的是兩個主張暴力革命的激進團體，「氣象員」和「黑人解放軍」。在這之前，它們已經幹過幾次類似的劫案和爆炸案。
這兩個團體是怎麼產生的呢?他們究竟是在幹革命還是純搶劫?這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
從背景上看，這些革命組織都是六十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和反越戰運動的產物。
瑪麗蓮﹒巴克是何許人?如果六十年代末期，你曾在柏克萊加卅大學行政大樓前面的廣場駐足，或許你和她已經打過照面。根據聯邦調查局公佈的資料，她是「黑人解放軍」唯一的一名白人成員，也是這個組織的軍需官，負責採購軍火彈藥和偽造證件。她是運款車劫案的主要策劃人之一。
但二十一年前，她是德克陸斯卅奧斯汀一所私立中學的榮譽畢業生。她的家庭富裕，父親是著名的獸醫和主教派教會的教長，高中畢業時，她被布朗大學、德卅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接納。
一九六五年秋天，她第一次遠離家門，到柏克萊註冊上學，而且進了一個專收優秀學生的特別班。可是當時的柏克萊正處於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和反戰風潮之中......
•
美國政府在越南的軍事行動以及對南部黑人民權的壓制，使得校園裡的學生對美國當代的價值觀和社會體制的性質感到懷疑，由此產生的「言論自由運動」首先就要檢討大學的功能以及大學和社會體制的關條。
進大學究竟所為何來?什麼是知識?為什麼當我們迫切需要認識我們的生存環境時，犬學卻要我們把頭埋在沙堆裡，對世事不聞不問?用一套令人昏昏欲睡的例行公事－－學分、考試、分數的單位系統，使我們馴服、聽話，成為一隻隻受過訓練的海狗?
在「體制」所粉飾的「美景」背後，一個到密西西比州參加民權運動的女學生發現，同是美國公民的黑人，一家十一口擠在一個沒有自來水，到處是虱子、老鼠的破房子裡。到第三世界旅行的學生發現，原來美國所支持的都是殘民以逞的獨裁者，美國向他們提供大量經援軍援，為的是要打擊受民心擁戴的民族革命。
根據校報揭露的資料，大學其實也是這個體制運作的重要一環。美國政府每年在加州大學的「特別項目」上花費兩億多美元，供「勞倫斯放射性實驗室」和「洛斯﹒阿拉莫斯放射性實驗室」研究和發展最新型的武器。
「言論自由運動」的學生領袖馬里奧﹒薩維歐(Mario Savio)，站在校園行政大樓的石階上，發表了動人的「歷史終結」的演說。他強調大學是一個讓人們認真思考他們的生存環境問題的地方，不是為美國政府或工業製造一批批「標準產品」的工廠。對許多新一代的人來說，五十年代長期冷感的「歷史」行將結束，但歷史並未結束，一個更完美的社會是可能的，也是值得付出生命的代價去爭取的。
一九六五年三月，馬丁﹒路德﹒金牧師為了爭取黑人的投票權，率領成千的黑人和白人，從阿拉巴馬州的塞爾烏徒步走到蒙哥馬利。
同一時期，有兩萬五千人到華盛頓去示威遊行，抗議美機轟炸北越。
那一年夏天在柏克萊校園成立的「越南日委員會」'號召學生齊集舊金山，向前來參加聯合國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會的詹森總統一示威抗議，並且發表了一封給全體軍人的公開信，他們還企圖阻擋一列運載部隊的火車。學生開始在校園裡焚燒徵兵卡﹒.....
在這一連串示威運動的氣氛中，瑪麗蓮﹒巴克才讀了半個學期就已決定退學，從此開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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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０年代後期，在歐美的學潮、示威、抗議聲中幅起的新左派思想，在政治上既反對美國的帝國主義，也反對蘇聯的極權主義。新左派的學生相信，美國的體制是壓迫性的，對內壓迫南部黑人的民權，對外壓迫反就專制統治的第三世界人民。美國派兵到越南作戰和以「防共」為白，侵略古巴以及入侵多明尼加共和國，都是這種對外壓迫行動的鮮明例證。在他們看來，從五０年代開始壟斷美國社會科學理論的結構功能學派，對這些行動並無法自圓其說。事實上，在麥卡錫主義的陰影下興起的結構功能學派，不僅政治立場保守，而且對社會衝突的解釋，也有粉飾太平的傾向。結構功能學派強調的是社會的均衡狀態(Wquilibrium)，均衡是常態，而衝突則是機能失調所產生的變態。它關切的是如何「消除」機能失調，使社會復歸常態，而不是去理解社會衝突背後所存在的問題。
結構功能學派主張「價值中立」的科學方法，這無疑是源自韋伯的理論。對於這一點，新左派的思想家馬庫塞(Herbert Macuse)也有嚴厲的針距。他曾在一篇引起很大爭議的論文中指出，韋伯關於價值中立的「概念化」方法，實質上就是「科學地」進行對「人」的消滅。
「人」的價值和「歷史」的意義是新左派思想的重點。在這方面，一九六二年因飛機失事而去世的美國社會學家密爾斯(C.W. Mills)，變成了新左運動的精神領袖。密爾斯生前曾批評美國的結構功能學派其實是缺乏實質內涵的，它的主要作用只是要讓那些半調子社會學家可以援引「科學方法」來掩飾他們在知識上的貧困。所謂「理論」不過是空殼子而己，而那些抽象的概念，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卻是要消除「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和人類的問題。」密爾斯的吉論，以及他對統治美國的「權力精英」的研究，奠定了他在新左運動中的地位。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寫給新左派的〈公開信〉，也預示著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將成為社會變運的引導人。
新左運動不僅反對西方的資本主義體制，而且也憎惡蘇聯式的極權統治和社會主義官僚體制，新左派主張的是一種「民主的社會主義」模式。這可從他們樂於稱道的波蘭哲學家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
一九五七年所寫的一篇短文中看出來。
這篇題為〈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短文，當初曾被波共禁止發表，其中有些膽炙人口的名言﹒.
社會主義不是這樣的社會：
一個「犯了罪」的人坐在家裡等警察來。
一個人不快樂因為他說了他所想的，另一個人快樂因為他不說他心裡所想的。
一個人過得好因為他完全不思想。社會主義不是這樣的國家：
它要求所有的公民在哲學、外交政策、經濟、文學和倫理方面，都有共同的看法。
政府規定公民的權利，但公民不能規定政府的權利。
政府、永遠在問人民之前就已知道人民的意願。
哲學家和作家所說的話永遠和將軍部長一樣，但總是比他們慢一拍。
議會選舉的結果永遠是可預料的。
•
新左派這種企圖破除既有體制的束縛、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想，促使他們在非楊即墨的美蘇體制之外尋找一條出路，而中共的文化大革命適時發生，對歐美的新左運動，也正好提供了一個新的啟示。在新左派知識分子眼裡，文革的意義在於它是一個社會主義政權的領導人首次摧毀了他一手建立的官僚體制的運動。毛澤東關於反對專業主義和精英統治的言論，和他對「紅與專」問題的主張，以及他在教育制度上造「分數主義」的反，和主張廢棄對學生「管、卡、壓」的制度，以及關於培養知識與勞動結合的「新型知識分子」的觀點，對歐美的新左派而言，確是「實獲我心」的。
這也是歐美新左運動中所謂「毛派」的由來。新左運動的另一個精神領袖，法國哲學家沙特，在一篇訪問中，曾表示他對於知識與勞動相結合的「新型知識分子」的嚮往：
「照我看來，知識分子有兩種。一種是古典型的，這種知識分子不會感受到「一般」與「特殊」的矛盾;另一種則是新型知識分子，這種知識分子不再是成天把他的「意識」掛在口邊空訣，而是實際到工廠去工作，在工作中得到印證。舉例說，我有一個朋友，他本來是個電機工人，工餘在家修讀大學學位，現在他馬上就要取得哲學教師的資格了。但他所得的知識，並不單是從主觀的意識活動而來，而是與他的工作及職業結合在一起。我認為他所代表的是一種知識分子的新典型，這種典型和中國培養的很相像，都有打破資本主義(勞心勞力)分工制度的傾向。」
但是沙特承認，以他的年紀，「我不可能到工廠去做工。所以我只能算是一個傳統知識分子，寫寫褔樓拜。」
毛澤東所謂的「造反有理」－－要推翻現存體制，必須反其道而行，對於「完全拒絕接受整個體制」(巴黎學生領袖Daniel Cohn-Bendit語)的新左派而世一口，無疑是有吸引力的。
然而，在毛的言論經過浪漫化、理想化的過程，而成為歐美學生運動的「新啟示錄」的同時，文革的暴行卻也正荼毒著中國的大地。紅衛兵的打砸搶和衝擊軍區，以及軍隊的反撲鎮壓所造成的一連串血腥，都是隱藏在浪漫化言論背後的現實。革命固然包含著暴力，但在革命的風暴下，生命的價值又如何估計?
歐美的新左運動是自發的，但發生在中國的文革，看似自發，實則卻有一隻權力鬥爭的黑手在幕後操縱，這自然不是隔洋的浪漫情懷所能理解的。毛澤東為了奪權門爭而利用純真的青年學生去「衝翻龍王廟」，等到目的實現之後，「走了老爺，來了少爺」，擁毛的新官僚，手段的狠毒，比老官僚有過之而無不及。而當初響應毛的號召而奮起的青年知識分子，
一且開始提出廢除官僚體制，建立「中華人民公社」的目標，「自發」地組織起來，朝向實現這個目標而行動時，鎮壓的鐵腕便隨之而至了。
就在巴黎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柏克萊加卅大學的學潮如火如荼地進行的一九六八年七月，中國大陸上「自發」的學生運動，卻在已達到奪權目的的毛澤東的號令下被一舉撲滅。
在撲滅的前夕，毛、江、林彪、姚文元等人還在七月二十八日深夜召集了紅衛兵領袖談話。當時首都紅代會的一個負責人蒯大富曾提出要抓出鎮壓紅衛兵的「黑手」的問題，毛的反應是什麼呢?
主席：蒯大富要抓黑手，這麼多工人「鎮壓」「壓迫」紅衛一兵，黑手是什麼?現在抓不出來。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來，抓我就好，來抓我嘛!本來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中央警衛國是我派去的。
中國大陸青年知識份子的悲哀就在於他們平時是搖旗吶峨的順民，權力鬥爭時成為陰謀家的暴民工具，利用過後，又被棄之如敝履。文革時期的紅衛兵領袖，如聶元梓、蒯大富，至今仍被關在秦城監獄裡'然而，這個深沉的悲哀又豈是歐美的新左派所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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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歐美的新左運動來說，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是轟轟烈烈的十年。在這段期間，一九六八年黑人民權牧師馬丁﹒路德﹒金的被刺身亡，對運動而言，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鍵，因為這個事件使新左運動中的激進份子，覺悟到校區內的「參與民主」與「和平改革」並不能達到變革的目的。唯有用暴力的「革命」手段，才能達到目的。這便是崇尚暴力的「氣象員」和「黑人解放軍」產生的由來。
一九七五年越戰結束時，柏克萊的激進學生，興高采烈地揮舞著越共的紅旗，在街上遊行慶祝。但此時，瑪麗蓮﹒巴克已因替「黑人解放軍」採購武器，而成為在逃的通緝犯。
趣戰結束後，新展開的一頁歷史，似乎已經開始對新左運動進行嘲弄和報復。北越對南越的併吞，奴工營的出現，接著是投奔怒海的船民。而來共政權，更是把中共翻天覆地的大躍進經驗在東埔察翻版，而且變本加厲，把千百萬人民送進地獄。毛澤東死後，文革的真相也逐漸揭露出來……
這一段歷史的反覆是令人難堪的。繼而出現的普遍冷漠，使歐美的大學校園又回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平靜，而革命組織再也無法找到新的群眾了。
對於新左運動由盛而衰的歷史的反省，能夠帶給我們什麼啟示？
對於曾經參與新左運動的人來說，贖罪式的自怨自艾或挫折感下的憤世嫉俗，都是無補於事的。只有冷靜的剖析、反省，才能帶來啟示。
肯定「人」的價值，抗拒「物化」的人文主義，以及對「社會正義」的堅持，都是值得我們珍視的理想與信念。關於大學功能的反省是有恆常價值的。不論是對彼時彼日或今時今日的大學生而言，這樣的反省，使人不會輕易地迷失在學分考試、分數主義的「例行公事」裡。
參與運動的積極份子，只要心中還有理想與熱情，是不會就此消逝的。當年SDS的學生領袖湯姆﹒海頓(Tom Hayden)，如今是全美反核運動的重要協調人。當年的運動中人也有不少在美國印第安保留區默默的工作，為爭取印第安人的權益而努力。還有一些人自動地組織了非牟利機構，安排南非的黑人民權領袖圖圖主教(Bishop D. Tutu)－－另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訪美巡迴演講，揭露南非種族迫害的真相，同南非政府每年花費千百萬美元的粉飾宣傳對抗。在去年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示威行動中，當年的學生領袖，一個個都回到了校園。抗議和示威行動，終於促使大學董事會決定撤出在南非跨國公司中的股權。
只要理想的火花常在，老兵是不死的。
無需諱言，當年由於行動上的偏差，往往美好的理想無法引起社會的共鳴，反而受到人們的唾棄。如當年加州的「共生軍」，靠綁架在柏克萊加大讀書的報業大王赫斯特的女兒，來要脅赫斯特家族履行最直接的「社會正義」買幾個貨櫃的食物，運到貧民區去，發放給窮人。但綁架的手段本身卻是「非正義」的，因而也受到社會的唾棄。
對於發生在奈雅克的運款車劫案，我們能夠說些什麼呢?
從「氣象員」和「黑人解放軍」這些年來的作案紀錄來看，這一條暴力革命的路線雖然仍在繼續下去，但參加的人愈來愈少，組織本身也愈來愈孤立。
有人認為，儘管這兩個組織一向崇尚暴力行動，但至少當初還有革命的理想，如今淪為純粹搶劫的盜匪，似乎是革命的墮落。也有人認為，就搶劫案本身來說，參加作案的人既然已不是在幹「革命」事業，而是不折不扣的盜匪，報刊輿論也應該直截了當地把他(她)們當做盜匪來看待，不必渲染他(她)們是屬於什麼「革命組織」。
然而，站在革命組織的立場來看，革命需要經費，在美國這樣的社會，暴力革命能夠找到的籌集資金途徑並不多，所以這些人理所當然地要靠搶劫來籌集經費，而搶劫本身也象徵著對社會體制的跳戰和反抗。依照成王敗寇的邏輯，將來一旦革命成功，這些搶劫也就成為漫長的革命過程中的小插曲。
只不過，「小插曲」卻是用無辜的生命譜成的。
為了實現革命的目標，可以不擇手段，可是在持續的挫折之下，革命的目標渺不可及，而手段本身已經變成了目的。
那個以工人階級為主的奈雅克鎮上的居民，在為槍戰中喪生的兩個警察出殯的那一天晚上，無分老幼，手執蠟燭，自動列隊走在小鎮的馬路上。當燭光映著他們眼中的淚光時，我們知道，「氣象員」和「黑人解放軍」己永遠失去了群眾。
•
讀到瑪麗蓮﹒巴克被捕的消息的那一天，我正坐在屋前的草地上。她被捕的地點離我的住處還不到一英里，而我心中興起的竟是一種憑弔的情懷。
為了她，也為了那個逝去的時代。
當代 第二期 1986.6.1
八○年代不曾離開
八○年代不曾離開
☉曾昭明
朋友在電話的那一頭幽幽地說著：「可是，你知道嗎？八○年代已經離開我們了。」
掛斷電話後，有好一陣子，我一直未能確定是否明白朋友的意思。書架上一排整齊的書背中，浮現著「八○年代學運史」等的字樣。對於體現「時代精神」為特質的所謂「學運」，用「年代」作為界定與描述的判準，豈不正適宜嗎？但是，對於我們這一群在八○年代被命名為「學運青年」的人來說，究竟有誰可以說他真正擁有那個傳說中的「八○年代」？而「八○年代」，又曾經屬於過誰呢？甚而，究竟是什麼樣的發言位置，使得我們對於某個名為「八○年代學運」的事物始終有股喋喋不休，乃至進行審判的衝動？
「八○年代學運是什麼？」
朋友，妳的提問將我推入了深淵中。
是的，按照某種紀念碑式的「八○年代學運史論述，我總是被設定為它的當然代言人之一─或者，樣板被告。作為據說是第一份學生地下刊物《改造》的參與者，作為第一個公開的學運串聯組織「大學法改革促進會」的推動者，作為激烈主張社會議題優位與「人民民主路線」的「民主學生聯盟」的核心成員，我似乎沒有沈默的權利。然而，對於這些，我是寧願保持沈默的。理由？因為我所最想敘說的「八○年代學運經驗」，總是漂流於莊嚴的「學運史」論述的有效箭靶範圍之外。
即使保持沈默，「八○年代」真正離開我了嗎？
已經有好幾年了，每次開車經過仁愛路與新生南路的交叉口，都會不油然地仰頭望著路旁一棟建築的頂樓，坐落在不起眼的普通加蓋違建裡的一個勞工教育中心。經常於夜半經過時，那裡都依然燈火明亮；心裡猜想，一些過去學運年代的朋友，仍然忙碌著，也許是為著某個成衣廠的關廠抗爭，也許是為著某廠外勞僱傭爭議。屢屢有股衝動，想上去問候這些朋友：「近來還好嗎？」只不過，我從沒有一次停下車來。這些朋友總是疲於奔命各處，以微薄的人力收拾著台灣經濟發展所遺留的惡質元素；我的出現，看來是個尷尬的多餘。但是，裡面的堅持與理直氣壯是熟悉的，裡面的疑惑與苦惱，可能也是熟悉的。八○年代學運的某些理念，沈靜地在這裡緩緩沈澱，落土扎根。每次看到這些身影，我只能毫無招架地陷入心中總也無法迴避的「八○年代」。
過不遠處，在幾條街外，是民進黨中央黨部的所在，也是另一個聚集著我所認識的同儕的地方。只是很奇怪的，每次步入民進黨中央黨部，在明亮寬敞的辦公室內，面對友人摸著啤酒肚，談起如何「為台灣人打拚」，夜夜辛苦應酬，我心中卻是感覺著輕鬆與自在。在這裡，我不會特別回憶起「八○年代」，因而，也不需要迴避；它，不過是許多年輕黨工與「新世代」政治人物早已毋須炫耀的疤痕。我曉得，我繼承自八○年代對於政治人物近乎偏執的不信任，依然如昔。丟下我的偏執，八○年代學運的另一部分，其實也悄悄地褪去浮華的外表，找尋新的生命。
我明白，我還沒有離開八○年代。我的朋友們，也還沒有。
「草根運動」，或者「群眾運動」，該是八六到八九年多數學運參與者最共通的經歷。八七年台大大新社總結了在鹿港反杜邦的現場進行社會調查的經驗，發表「新社會宣言」。之後，由南到北，幾乎每個學運團體裡，下鄉調查與支援社會運動都成為寒暑假的必修課。下鄉，滋潤著這些學生接近「基層」、「邊緣」的想像，不過，也使她們接觸到自身與不同的弱勢主體樣態之間的斷裂。曾經在咖啡廳與路邊酒攤高談闊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我，在下鄉的衝擊中，逐步驗證，由「弱勢者」的角度來觀察和理解社會，原來是如此艱難的學習過程；甚至於對來自弱勢群體背景的學生而言，亦復如是。由「草根」的角度發言，不再是如何去認識自我之外的遙遠又抽象的它者的生活世界的問題；它，開始像是場練習如何放下自我的種種傲慢與偏見的漫長戰爭。
這些細緻的內在反思與自我重塑，在社運抗爭的田野現場，一次又一次地無聲地發生著。遺憾的是，它們卻是多數的「學運史」作品所遺漏的。只是，對曾經身歷其境的我來說，這些才是這個「年代」中最動人心弦的篇章啊！
我一直懷疑，「學運史」文體對於這些主體經驗的「遺忘」，並不是偶然的；這種「遺忘」，也許不幸地正是八○年代學運中流行的種種「解放論述」所共享的。
以「族群尊嚴」之名也罷，以「階級意識」之名也罷，許多時候，這些「解放論述」，倒更像是方便著所謂「學運領袖」們嚴明劃分友敵的政治計算公式。從八○年代初到八○年代末，一件事情似乎一直沒改變著：感性與情緒乃是「政治理性」的反命題。在學運組織中，主體經驗的表白與溝通，僅僅是作為「坦白交心」與「向草根認同」的權力技術運作的對象而被鼓勵著。在強調著「言論政治正確」與「革命紀律」的氛圍之下，學運團體，確切地說，是男性的友誼共同體，是「兄弟」們共築梁山「打天下」的所在。學運團體中的女性，泰半扮演著沈默的事務機器的角色，或者，在不妨礙「兄弟義氣」的前提下，成為「兄弟旁邊的女人」。這種學運，是如此地「理性」，以致於它所了解的「解放」女性的方式，不多不少，只是將女人變成另一種「男人」。
凡是有壓迫的地方，就有反抗；這句話，毫無例外地，適用於八○年代學運自身。由八九年開始，學運團體中女性主體意識較為鮮明的成員，紛紛出走，另外組成以女性主義為主題的新團體與連線組織。八○年代學運文化中潛藏的男性沙文主義，在進入九○年代後，更是受到主張「個人的即是政治的」與突出「差異政治」的女性主義直接而全面的批判。至此，在紛雜的八○年代學運派系系譜之外，整個八○年代學運論述的共通特性與限制，才於焉清晰呈現。原來，八○年代學運，已經是最後一個「學運」，最後一個以普遍主義的「啟蒙理性」為基礎論述的學運，同時，也是最後一個仍然執迷於爭奪「時代精神」的主導權的學運。有人喟嘆著「九○年代沒有學運」，可是，難道不能說，所謂「學
運」的終結，就是八○年代學運給予九○年代最好的禮物。
在八○年代，學運團體中最流行，也最無異議的語言，莫過於「徹底反對」。在每一次的抗爭中，檢驗「政治純潔」的標準，取決於某種無所疑慮與保留的「徹底反對」姿態；爭取「時代精神」主導權的爭戰，逼使「學生領袖」們必須大聲地、急促地、義無反顧地喊出一個接一個的「徹底反對」，然後，「徹底反對」別人的「徹底反對」。進入社運現場時所感受到的弱勢群體與自許為「代言人」的運動者之間的具有高張力的倫理關係，再度消失於政治思考與政治實踐中；「學運領袖」的發言，佔據，乃至竊取弱勢群體的發言位置為己有而不自覺。終於，主導權爭戰的副作用，在惡名昭彰的「五月分裂」中趨於表面化。
八八年的年初，「國會全面改選」的聲浪漸趨高張。三月之後，當時擔任台大代聯會秘書長的鍾佳濱，開始與「民主學聯」翼的學生協商五月推動國會全面改選議題的行動計畫。在對於代議民主體制的性質的左翼觀點與右翼觀點的辯論中，在對於要以社會議題為優先，還是以政治議題為優先的爭議中，雙方核心成員的互信基礎全盤崩解。五月，台大學運團體對於「民主學聯」翼的「抗議教科文預算違憲」活動發表杯葛性的聲明，在媒體的渲染與推波助瀾下，轉瞬間就爆發成八○年代學運的首度公開分裂。
相對於無止無盡的分裂、結盟，不論我們所相信的意識型態為何，「時代精神」這種東西的解構，每天都發生在每一個學運團體的聚會上；既沒有人會特意提到，也不必具文為一套嚴格的論述。在這群人之間，存在著許多政治觀點上的歧異，但是，這個「年代」─假如可以這麼說的話－的弔詭之一，就在於：在我們彼此之間認為差異最大的地方，卻也是我們之間彼此最相似的地方，形成某種秘密的命運共同體。在每一場「校際會議」上，在每一次爭取「時代精神」的主導權的激烈言辭交換中，我們都有意無意地瓦解著所謂「時代精神」這個幽靈。每個團體內，對於某些「對立派系」的厭惡或者恐懼，如同傳染病一般流傳著，用以證明他們所衷心服膺的意識形態即是「時代精神」的體現；而每一個厭惡或恐懼，卻也只能以更爆炸性的分裂與對主導權的爭奪來克服。也許，沒有人真正抗拒了作為崇高的「時代精神」標誌的誘惑，但是，也沒有人真正征服它。對於曾參與這些爭鬥的「學運領袖」最好的描述，該是海明威小說中釣回一攤魚骨頭的漁夫罷。這是當時的我所不明瞭的事：「時代精神」，恰恰是一具魚骨頭。
「八○年代」並沒有離開，因為，遺忘、壓抑差異的誘惑，依然甜美。它存在於我們相信唯有掌握著社會資源的群體，才能做出正當而有效的發言的時候；它也存在於在我們仍然以團結之名，書寫出普遍性的解放論述的時候。遺忘掉在權力場域的邊緣被異化的「她者」，迴避了詢問我們的自我認同與慾望看似自然的正當性是如何可能奠基在對「她者」的聲音的壓抑上，對我來說，「八○年代」就還沒有結束。
我，還能夠對這個「學運的年代」繼續說出什麼呢？或者，在我雖有所抗拒但又依然延續著某種虛構的神話的同時，是不是該問一問：這一場發言，終究又遮掩了哪些難以言詮的沈默？
朋友，其實並不存在著「八○年代學運」，不是嗎？
假如妳正抗拒著那難以抗拒的幽靈，不管我是否認識妳的名字，乾杯！
☉曾昭明
朋友在電話的那一頭幽幽地說著：「可是，你知道嗎？八○年代已經離開我們了。」
掛斷電話後，有好一陣子，我一直未能確定是否明白朋友的意思。書架上一排整齊的書背中，浮現著「八○年代學運史」等的字樣。對於體現「時代精神」為特質的所謂「學運」，用「年代」作為界定與描述的判準，豈不正適宜嗎？但是，對於我們這一群在八○年代被命名為「學運青年」的人來說，究竟有誰可以說他真正擁有那個傳說中的「八○年代」？而「八○年代」，又曾經屬於過誰呢？甚而，究竟是什麼樣的發言位置，使得我們對於某個名為「八○年代學運」的事物始終有股喋喋不休，乃至進行審判的衝動？
「八○年代學運是什麼？」
朋友，妳的提問將我推入了深淵中。
是的，按照某種紀念碑式的「八○年代學運史論述，我總是被設定為它的當然代言人之一─或者，樣板被告。作為據說是第一份學生地下刊物《改造》的參與者，作為第一個公開的學運串聯組織「大學法改革促進會」的推動者，作為激烈主張社會議題優位與「人民民主路線」的「民主學生聯盟」的核心成員，我似乎沒有沈默的權利。然而，對於這些，我是寧願保持沈默的。理由？因為我所最想敘說的「八○年代學運經驗」，總是漂流於莊嚴的「學運史」論述的有效箭靶範圍之外。
即使保持沈默，「八○年代」真正離開我了嗎？
已經有好幾年了，每次開車經過仁愛路與新生南路的交叉口，都會不油然地仰頭望著路旁一棟建築的頂樓，坐落在不起眼的普通加蓋違建裡的一個勞工教育中心。經常於夜半經過時，那裡都依然燈火明亮；心裡猜想，一些過去學運年代的朋友，仍然忙碌著，也許是為著某個成衣廠的關廠抗爭，也許是為著某廠外勞僱傭爭議。屢屢有股衝動，想上去問候這些朋友：「近來還好嗎？」只不過，我從沒有一次停下車來。這些朋友總是疲於奔命各處，以微薄的人力收拾著台灣經濟發展所遺留的惡質元素；我的出現，看來是個尷尬的多餘。但是，裡面的堅持與理直氣壯是熟悉的，裡面的疑惑與苦惱，可能也是熟悉的。八○年代學運的某些理念，沈靜地在這裡緩緩沈澱，落土扎根。每次看到這些身影，我只能毫無招架地陷入心中總也無法迴避的「八○年代」。
過不遠處，在幾條街外，是民進黨中央黨部的所在，也是另一個聚集著我所認識的同儕的地方。只是很奇怪的，每次步入民進黨中央黨部，在明亮寬敞的辦公室內，面對友人摸著啤酒肚，談起如何「為台灣人打拚」，夜夜辛苦應酬，我心中卻是感覺著輕鬆與自在。在這裡，我不會特別回憶起「八○年代」，因而，也不需要迴避；它，不過是許多年輕黨工與「新世代」政治人物早已毋須炫耀的疤痕。我曉得，我繼承自八○年代對於政治人物近乎偏執的不信任，依然如昔。丟下我的偏執，八○年代學運的另一部分，其實也悄悄地褪去浮華的外表，找尋新的生命。
我明白，我還沒有離開八○年代。我的朋友們，也還沒有。
「草根運動」，或者「群眾運動」，該是八六到八九年多數學運參與者最共通的經歷。八七年台大大新社總結了在鹿港反杜邦的現場進行社會調查的經驗，發表「新社會宣言」。之後，由南到北，幾乎每個學運團體裡，下鄉調查與支援社會運動都成為寒暑假的必修課。下鄉，滋潤著這些學生接近「基層」、「邊緣」的想像，不過，也使她們接觸到自身與不同的弱勢主體樣態之間的斷裂。曾經在咖啡廳與路邊酒攤高談闊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我，在下鄉的衝擊中，逐步驗證，由「弱勢者」的角度來觀察和理解社會，原來是如此艱難的學習過程；甚至於對來自弱勢群體背景的學生而言，亦復如是。由「草根」的角度發言，不再是如何去認識自我之外的遙遠又抽象的它者的生活世界的問題；它，開始像是場練習如何放下自我的種種傲慢與偏見的漫長戰爭。
這些細緻的內在反思與自我重塑，在社運抗爭的田野現場，一次又一次地無聲地發生著。遺憾的是，它們卻是多數的「學運史」作品所遺漏的。只是，對曾經身歷其境的我來說，這些才是這個「年代」中最動人心弦的篇章啊！
我一直懷疑，「學運史」文體對於這些主體經驗的「遺忘」，並不是偶然的；這種「遺忘」，也許不幸地正是八○年代學運中流行的種種「解放論述」所共享的。
以「族群尊嚴」之名也罷，以「階級意識」之名也罷，許多時候，這些「解放論述」，倒更像是方便著所謂「學運領袖」們嚴明劃分友敵的政治計算公式。從八○年代初到八○年代末，一件事情似乎一直沒改變著：感性與情緒乃是「政治理性」的反命題。在學運組織中，主體經驗的表白與溝通，僅僅是作為「坦白交心」與「向草根認同」的權力技術運作的對象而被鼓勵著。在強調著「言論政治正確」與「革命紀律」的氛圍之下，學運團體，確切地說，是男性的友誼共同體，是「兄弟」們共築梁山「打天下」的所在。學運團體中的女性，泰半扮演著沈默的事務機器的角色，或者，在不妨礙「兄弟義氣」的前提下，成為「兄弟旁邊的女人」。這種學運，是如此地「理性」，以致於它所了解的「解放」女性的方式，不多不少，只是將女人變成另一種「男人」。
凡是有壓迫的地方，就有反抗；這句話，毫無例外地，適用於八○年代學運自身。由八九年開始，學運團體中女性主體意識較為鮮明的成員，紛紛出走，另外組成以女性主義為主題的新團體與連線組織。八○年代學運文化中潛藏的男性沙文主義，在進入九○年代後，更是受到主張「個人的即是政治的」與突出「差異政治」的女性主義直接而全面的批判。至此，在紛雜的八○年代學運派系系譜之外，整個八○年代學運論述的共通特性與限制，才於焉清晰呈現。原來，八○年代學運，已經是最後一個「學運」，最後一個以普遍主義的「啟蒙理性」為基礎論述的學運，同時，也是最後一個仍然執迷於爭奪「時代精神」的主導權的學運。有人喟嘆著「九○年代沒有學運」，可是，難道不能說，所謂「學
運」的終結，就是八○年代學運給予九○年代最好的禮物。
在八○年代，學運團體中最流行，也最無異議的語言，莫過於「徹底反對」。在每一次的抗爭中，檢驗「政治純潔」的標準，取決於某種無所疑慮與保留的「徹底反對」姿態；爭取「時代精神」主導權的爭戰，逼使「學生領袖」們必須大聲地、急促地、義無反顧地喊出一個接一個的「徹底反對」，然後，「徹底反對」別人的「徹底反對」。進入社運現場時所感受到的弱勢群體與自許為「代言人」的運動者之間的具有高張力的倫理關係，再度消失於政治思考與政治實踐中；「學運領袖」的發言，佔據，乃至竊取弱勢群體的發言位置為己有而不自覺。終於，主導權爭戰的副作用，在惡名昭彰的「五月分裂」中趨於表面化。
八八年的年初，「國會全面改選」的聲浪漸趨高張。三月之後，當時擔任台大代聯會秘書長的鍾佳濱，開始與「民主學聯」翼的學生協商五月推動國會全面改選議題的行動計畫。在對於代議民主體制的性質的左翼觀點與右翼觀點的辯論中，在對於要以社會議題為優先，還是以政治議題為優先的爭議中，雙方核心成員的互信基礎全盤崩解。五月，台大學運團體對於「民主學聯」翼的「抗議教科文預算違憲」活動發表杯葛性的聲明，在媒體的渲染與推波助瀾下，轉瞬間就爆發成八○年代學運的首度公開分裂。
相對於無止無盡的分裂、結盟，不論我們所相信的意識型態為何，「時代精神」這種東西的解構，每天都發生在每一個學運團體的聚會上；既沒有人會特意提到，也不必具文為一套嚴格的論述。在這群人之間，存在著許多政治觀點上的歧異，但是，這個「年代」─假如可以這麼說的話－的弔詭之一，就在於：在我們彼此之間認為差異最大的地方，卻也是我們之間彼此最相似的地方，形成某種秘密的命運共同體。在每一場「校際會議」上，在每一次爭取「時代精神」的主導權的激烈言辭交換中，我們都有意無意地瓦解著所謂「時代精神」這個幽靈。每個團體內，對於某些「對立派系」的厭惡或者恐懼，如同傳染病一般流傳著，用以證明他們所衷心服膺的意識形態即是「時代精神」的體現；而每一個厭惡或恐懼，卻也只能以更爆炸性的分裂與對主導權的爭奪來克服。也許，沒有人真正抗拒了作為崇高的「時代精神」標誌的誘惑，但是，也沒有人真正征服它。對於曾參與這些爭鬥的「學運領袖」最好的描述，該是海明威小說中釣回一攤魚骨頭的漁夫罷。這是當時的我所不明瞭的事：「時代精神」，恰恰是一具魚骨頭。
「八○年代」並沒有離開，因為，遺忘、壓抑差異的誘惑，依然甜美。它存在於我們相信唯有掌握著社會資源的群體，才能做出正當而有效的發言的時候；它也存在於在我們仍然以團結之名，書寫出普遍性的解放論述的時候。遺忘掉在權力場域的邊緣被異化的「她者」，迴避了詢問我們的自我認同與慾望看似自然的正當性是如何可能奠基在對「她者」的聲音的壓抑上，對我來說，「八○年代」就還沒有結束。
我，還能夠對這個「學運的年代」繼續說出什麼呢？或者，在我雖有所抗拒但又依然延續著某種虛構的神話的同時，是不是該問一問：這一場發言，終究又遮掩了哪些難以言詮的沈默？
朋友，其實並不存在著「八○年代學運」，不是嗎？
假如妳正抗拒著那難以抗拒的幽靈，不管我是否認識妳的名字，乾杯！
八０年代臺大學運──怎樣成為自己
八０年代臺大學運──怎樣成為自己
作者：羅葉
《瞧啊，這個人！》是存在主義大師尼采的智慧傑作，我曾經很想買來拜讀，卻遲遲沒有付諸行動，唯獨對該書副題「 How one becomes what one is」印象深刻；在我試圖回溯八○年代臺大學運的此刻，內心所隱隱惶惑不安的，便也正是「人怎樣成為自己」，我如何走過那段巔狂歲月，蛻變成現今的我？由於一九九○年退伍後，我幾乎一直都是個「編輯」，而這又是我高中、大學生活的重要學習，因此不妨循這線索找回去，看看曩昔的自己，尋味過往的同志情誼。
整個八○年代的臺灣，可說是以「美麗島事件」揭開序幕，它發生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經過一番逮捕與軍法審判，肅殺聲浪淹沒了同情。當時就讀國三下學期的我，正為七月高中聯考作準備，放學後，偶爾會從南門國中繞遠路，散步到龍山寺附近等公車，順便翻閱書報攤的黨外雜誌；但因發生美麗島事件，當時的新聞局長宋楚瑜先後查禁《八十年代》、《亞洲人》等刊物，使我失去課餘窺奇的樂趣，或許正因為這樣，我只好專心讀書、打打籃球發洩精力，幾個月後順利考上建國中學，少了黨外雜誌浪費時間，說起來應該感謝宋楚瑜。
進入建中後，文學熱情逐漸萌發，不假思索就加入校刊社，準備當個建青編輯。我開始閱讀大量閒書，小說、散文、哲學思想、從牯嶺街買來的過期雜誌，課業成績漸趨滑落，卻自得其樂的醞釀文學夢。如此升上了高二，正式進駐建青編輯室，雜書照看不誤，多出的則是策劃、寫稿、學習面對完稿紙；倘若僅止於這些，絕對不需太多時間，但因摻雜對課業、家庭的反叛，編輯室便成為避難所，經常藉故請公假，與好友窩在裡頭抽菸、聽披頭，偶爾看書或寫稿，要不就是蹺到臺大打撞球，苦悶與紊亂構築著所謂的「紅樓才子」，而成績一落千丈，高二上學期三次月考，數學相加不到一百分，兼又對化學不感興趣，鬧了一場家庭風波，下學期便轉唸社會組。轉唸文組後，課業成績意外好轉，連數學課本也能像小說般甘於捧讀。成績沒問題了，煩躁的卻是校刊編務上的審稿制度，在那接觸過程裡，我認識到國家機器對學生思想的箝制，這使我對國民黨難有好感，升上了高三又很嫌惡「三民主義」，儘管我在閱讀孫中山原典時感覺頗佳，但教科書與原典差異甚大，過度闡述附鑿後，可能連孫中山本人都搞不清，又因被列入聯考科目，使它成為填鴨教條，不再是活潑思想更遑論信仰。於高三上學期曾經幫學生輔導室編輯《成長》刊物，下學期，李晶華老師送我一張雲門舞集入場券，依稀記得那已是聯考前第三十七天，表演地點國父紀念館，舞碼正是著名的《 薪傳》。傍晚時分，我就帶著三民主義教科書出門，想利用搭車時間猛Ｋ一陣；然後我進了表演廳，在欣賞《薪傳》時，原本頗愛那布幔燈光塑造的意象，它模擬先祖們「唐山過臺灣」，結尾則安排一群孩童上場，象徵國家新希望；偏偏就在那瞬間，背景音樂「國歌」響起，全場觀眾肅然起立，而我對於其中夾雜國家認同頗不以為然，兀自坐在原位，內心交織著莫大掙扎與恐慌... 。我隱約聽見後排觀眾的指責，但就是不肯起立鼓掌！散場後，我隨人群湧出戶外，在回家的公車上，映著微弱燈光，俯視手中的三民主義教科書，猛然感覺它猶如狗屎；但是，為了考上大學、為免辜負母親的期望，就算狗屎吧，我還是硬吞下去了。
八三年大學聯考後，我進入臺大社會系，展開一段孤獨的摸索。在情感上，大一浸淫於狂熱的初戀，大二墜落失戀的深淵。在文學上，開始寫作詩或小說，試著向報紙副刊投稿。至於校園活動，甫入臺大，正是吳叡人擔任代聯會主席，相對於國民黨的長期掌控，當時的改革派學生彷彿讓國民黨淪為「在野黨」；包括大學新聞、大學論壇、醫訊、法言等社團刊物，八二年即以「普選」推動校園民主，要求代聯會主席由全體學生選舉產生，但因未被校方接受，進而標榜「還我學生權，還我自治權」，攻佔代聯會作為學運據點，這也便是我在活動中心所見到的「學生政府」。
然而我是孤僻的，加以當時對校園民主毫無體認，反倒感覺「學生政府」太狂妄，這便錯過了原可提早結識的諸多好友，直到大三擔任《臺大法言》總編輯，才逐漸走向改革派學生陣營。大二後的暑假裡，揮別失戀情苦，我意外閱讀鼓吹臺灣意識的若干書籍，對社會環境有了關注，正巧社會系同學何棋生當選法代會主席，在其盛情邀請下，我允諾主編《法言》，首度嘗試報紙編務。最先推出的，是由許舜能執筆的「女教官涉嫌宿舍餐廳經營弊端」，引發法學院訓導處震驚，相關壓力接踵而來；不過，那位女教官後來終究被調職，事實證明我們是對的，這使我發現「媒體正義」的力量。基於這開始，以社會系學生為主的法代會重返改革派陣營，但僅只站在邊緣，並未參與社團串聯；刺激我們的踽踽獨行的，彷彿是法學院訓導處的顢頇審稿，無論時評散文或新詩，他們都能挑毛病，這便喚醒我建青時期的記憶，纏鬥的意志愈趨堅定。為了讓《法言》徹底轉型，大三下學期起，總編輯改由許傳盛接任。我們初識於建中，進入社會系後，他一直參加大新社，透過他，大新主筆們也為《法言》跨刀，我則較常赴臺大校總區，逐漸熟識大新社的林志修、吳介民，醫訊社的王增齊、王作良，乃至其他社團朋友們。
就在這年五月十一日，母親節上午，政治系四年級學生李文忠在傅鐘下靜坐絕食，抗議校方對他的退學處分；事件導因是他「大一英文二修或三修不過」的爭議，由於雙方認知殊異，先前已活動中心召開公聽會，但因李文忠積極參與黨外運動，退學處分夾雜了政治考慮，而國防部的徵兵召集令又火速寄來，更加深整件事情的陰謀論，改革派學生為爭取平反時機，遂趁母親節園遊會開幕之際，於椰林大道遊行抗議，直接挑戰孫震校長的行政權威。
我是在「公聽會」當晚結識李文忠的，基於義憤與同情，母親節當天便為他的絕食守夜。那一天，從下午到深夜，情治系統大舉動員進出臺大，可以想見國民黨對此事件的關切；隔天，校方即應學生要求，組成「九人教授調查委員會」，稍後並建議校方准予李文忠復學，由於孫震校長曾經允諾接受教授決議，絕食行動便告收場，孰料學生們竟遭行政當局欺騙，李文忠等人遂赴行政大樓前抗議，與三十多位校警發生肢體衝突，多名學生受傷，而李文忠也在五月十六日被迫南下入伍服役。
李文忠事件落幕後，林志修代表改革派參選代聯會主席落敗；法代會主席何棋生即將任滿，國民黨方面運作奪回法代會，遭大學新聞披露；醫訊社王作良等六人因主導李文忠絕食事件，遭校方處以留校察看，校內學運動能一時式微。但在暑假期間，以大新、大論為主的社團學生南下鹿港，參與反杜邦設廠運動，則是學運腳步跨向社會的重要嘗試。
升上了大四，只能以「諸事纏身」來形容。首先，社會系的難兄難弟們交卸法代會，轉任畢業生代表聯合會幹部，且將我引薦為畢業紀念冊總編輯，先前我編過的報紙期刊都是黑白印刷，為求補充彩印經驗，決定挑下那個重擔。其次，針對紀念冊的預算規劃，我結識了畢代會財務長－－女友阿咪，失戀兩年後又再戀愛，自然也是很花時間。大四一開始，我正式登記為大新社員，而大新旋即因審稿問題遭校方懲戒停社一年，社長許傳盛、林國明、陳明祺均被記過，改革派社團乃串聯簽署「爭取校園言論自由聯合宣言」加以聲援，卻遭臺大「連絡中心」刊物惡意中傷；於是，大新社決定舉辦「惜別演講會」，在大陸社、三研社及多位研究生參與下，儘管校方祕密探知演講者名單，向各家長恐嚇「上臺演講者一律退學」，仍難遏制如箭在弦的抗爭風潮。
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傍晚，暮色漸沈中，改革派學生將臺大校門口每棵椰子樹綁上黃絲帶，現場播放Joan Beaz 的抗議歌曲，大橫布條上寫著「只要真理存在，我們終將回來」；稍後，學生群眾千百集聚，不安氣氛隱隱籠罩，經由林佳龍等人開場後，確立了「和平不理性」局面，學生們接棒暢言盛況空前，而這也正是臺大《自由之愛》團體的搖籃。基於這場演講會的成功，校方未敢妄施懲戒，「自由之愛」團體又於十二月十日舉辦「肥皂箱演講會」，同一天「自由之愛」創刊號出爐，擔任地下編輯的我忝受抬愛，負責撰寫發刊詞，劈頭即是：「讓我們嘗試檢驗真理的體質，就在土生土長的這塊土地上，我們什麼都該重新認識的－百分之百的自由與沒有仿冒的愛！」之後，臺大學代會通過決議，要求廢除審稿制度，改革派社團展開「大學改革方案芻議」簽名活動，配合《自由之愛》第二期出刊。當然，校園民主風潮受到大環境解凍的影響頗深，舉例而言：八五年十一月，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八六年五月，《當代》雜誌創刊；到了九月，《文星》雜誌復刊，《臺灣新文化》與《南方》雜誌相繼問世，這些刊物都為文化界注入活水，較特別的是《南方》，其負責人呂昱因高中時代參加讀書會，竟被判處十多年的政治牢，出獄後仍對學運情有獨鍾，而我與好友游士賢意外擔任《南方》第二期美編，因此結識呂昱，輾轉認識其他院校的學運成員。
八六年九月底更有一件大事，亦即民主進步黨宣布成立，國民黨在威脅逮捕無效後，十月初，蔣經國宣稱即將解除戒嚴及開放黨禁。隨後便是年底增額國代與立委選舉的重頭戲，臺灣首見兩黨對壘，許多大學生不禁投身為反對黨助選，而我與郭宏治、許傳盛，去蔡式淵的國代競選總部幫忙，在南方朔的帶領下製作文宣，因緣際會做出一份對整體選情頗有影響的傳單。
選戰過後，民進黨大有斬獲，學生們重返校園，其他院校的學運漸趨活潑，臺大《自由之愛》繼續燃燒。八七年一月，關切校園情勢的蔣經國終於有意將國民黨知青黨部遷出公立大學，稍後「臺大教授聯誼會」成立，「教授治校」呼聲高漲。在社運勃發民心思變時空下，有一天，我在臺大公館附近遇見南方朔，他說即將與朋友創辦一份刊物，問我有沒有興趣去做事？我聽了，心中虛榮竊喜，但因當時畢業紀念冊尚未完成，只好簡單婉謝，稍後始知那就是《新新聞周刊》，而我遲至九○年退伍後，才進入新新聞擔任文字編輯，繼續受到南方朔教導。
八七年春節過後，《自由之愛》重新出發，對內釐清組織本質，對外則是跨出校園。有鑑於大學改革非僅限於臺大一隅，《自由之愛》第三期祭出「新社會宣言」，那是郭正亮的力作；隨後即有「大學改革請願團」赴立法院請願，如此持續抗爭至五月，又在校園內擴大遊行要求普選，此事雖仍未成，改革派推選的陳志柔卻當選了代聯會主席，為日後普選奠立基石。這時候，畢業紀念冊也已大功告成了，但身為總編輯的我並未畢業，說來不免有些好笑。基於各種因素考量，我初上大四時便決定唸「延一」，逕將一門必修課留到大五下學期。暑假裡，為求減輕母親的負擔，我去《南方》雜誌打工當美編，當時總編輯已是郭正亮，他邀集一批臺大研究生主筆，陸續推出政經社會相關專輯，而在呂昱熱心串連下，《南方》對於校際學運的整合貢獻甚大。我在《南方》打工半年，稍後轉至「三映」，那是由政大學運成員翁明志創辦的傳播公司，旗下另有「第三映象工作室」，專門製作各種社會紀錄片。當時正是臺灣社運勃發期，勞工、反核、國會全面改選... ，諸多議題前仆後繼，街頭頻見示威遊行，我則負責製作錄影帶封面，由於收入有限，年底又到民進黨兼差，擔任《民進報》美編；或許是因為這緣故，不願隸屬任何政黨的我，入伍後竟被政戰系統指為「民進黨員」，前五個月遭特別隔離，後來則是當工兵、蓋營舍直到退伍，雖然日子比較苦，體魄卻也練得結實，不能不說是民進黨「惠我良多」。
八八年開春後，大五下的我逐漸淡出學運，當時蔣經國崩逝不久，李登輝政權猶未穩固。我想趁著當兵之前，讀讀書、寫寫稿、順便練練退步的體能，閒暇時便愛出遊散心，兩度到花蓮鳳林拜訪許傳盛，他也同樣唸大五而準備服役。第二次去花蓮休閒時，某天傍晚，我與傳盛坐在電視機前吃晚飯，猛見螢幕中播出警民追毆－－那便是著名的「五二○事件」，數千農民北上請願，與鎮暴警察發生流血衝突，我們熟悉的許多學運同志也置身其中，頭破血流、遭警拘禁，當時我就對傳盛說：「如果人在臺北，應該也是那樣子吧！」但我們只能為學運同志默默祝福，因為，那已是告別，在入伍前夕，我們的心情已提早畢業。
作者：羅葉
《瞧啊，這個人！》是存在主義大師尼采的智慧傑作，我曾經很想買來拜讀，卻遲遲沒有付諸行動，唯獨對該書副題「 How one becomes what one is」印象深刻；在我試圖回溯八○年代臺大學運的此刻，內心所隱隱惶惑不安的，便也正是「人怎樣成為自己」，我如何走過那段巔狂歲月，蛻變成現今的我？由於一九九○年退伍後，我幾乎一直都是個「編輯」，而這又是我高中、大學生活的重要學習，因此不妨循這線索找回去，看看曩昔的自己，尋味過往的同志情誼。
整個八○年代的臺灣，可說是以「美麗島事件」揭開序幕，它發生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經過一番逮捕與軍法審判，肅殺聲浪淹沒了同情。當時就讀國三下學期的我，正為七月高中聯考作準備，放學後，偶爾會從南門國中繞遠路，散步到龍山寺附近等公車，順便翻閱書報攤的黨外雜誌；但因發生美麗島事件，當時的新聞局長宋楚瑜先後查禁《八十年代》、《亞洲人》等刊物，使我失去課餘窺奇的樂趣，或許正因為這樣，我只好專心讀書、打打籃球發洩精力，幾個月後順利考上建國中學，少了黨外雜誌浪費時間，說起來應該感謝宋楚瑜。
進入建中後，文學熱情逐漸萌發，不假思索就加入校刊社，準備當個建青編輯。我開始閱讀大量閒書，小說、散文、哲學思想、從牯嶺街買來的過期雜誌，課業成績漸趨滑落，卻自得其樂的醞釀文學夢。如此升上了高二，正式進駐建青編輯室，雜書照看不誤，多出的則是策劃、寫稿、學習面對完稿紙；倘若僅止於這些，絕對不需太多時間，但因摻雜對課業、家庭的反叛，編輯室便成為避難所，經常藉故請公假，與好友窩在裡頭抽菸、聽披頭，偶爾看書或寫稿，要不就是蹺到臺大打撞球，苦悶與紊亂構築著所謂的「紅樓才子」，而成績一落千丈，高二上學期三次月考，數學相加不到一百分，兼又對化學不感興趣，鬧了一場家庭風波，下學期便轉唸社會組。轉唸文組後，課業成績意外好轉，連數學課本也能像小說般甘於捧讀。成績沒問題了，煩躁的卻是校刊編務上的審稿制度，在那接觸過程裡，我認識到國家機器對學生思想的箝制，這使我對國民黨難有好感，升上了高三又很嫌惡「三民主義」，儘管我在閱讀孫中山原典時感覺頗佳，但教科書與原典差異甚大，過度闡述附鑿後，可能連孫中山本人都搞不清，又因被列入聯考科目，使它成為填鴨教條，不再是活潑思想更遑論信仰。於高三上學期曾經幫學生輔導室編輯《成長》刊物，下學期，李晶華老師送我一張雲門舞集入場券，依稀記得那已是聯考前第三十七天，表演地點國父紀念館，舞碼正是著名的《 薪傳》。傍晚時分，我就帶著三民主義教科書出門，想利用搭車時間猛Ｋ一陣；然後我進了表演廳，在欣賞《薪傳》時，原本頗愛那布幔燈光塑造的意象，它模擬先祖們「唐山過臺灣」，結尾則安排一群孩童上場，象徵國家新希望；偏偏就在那瞬間，背景音樂「國歌」響起，全場觀眾肅然起立，而我對於其中夾雜國家認同頗不以為然，兀自坐在原位，內心交織著莫大掙扎與恐慌... 。我隱約聽見後排觀眾的指責，但就是不肯起立鼓掌！散場後，我隨人群湧出戶外，在回家的公車上，映著微弱燈光，俯視手中的三民主義教科書，猛然感覺它猶如狗屎；但是，為了考上大學、為免辜負母親的期望，就算狗屎吧，我還是硬吞下去了。
八三年大學聯考後，我進入臺大社會系，展開一段孤獨的摸索。在情感上，大一浸淫於狂熱的初戀，大二墜落失戀的深淵。在文學上，開始寫作詩或小說，試著向報紙副刊投稿。至於校園活動，甫入臺大，正是吳叡人擔任代聯會主席，相對於國民黨的長期掌控，當時的改革派學生彷彿讓國民黨淪為「在野黨」；包括大學新聞、大學論壇、醫訊、法言等社團刊物，八二年即以「普選」推動校園民主，要求代聯會主席由全體學生選舉產生，但因未被校方接受，進而標榜「還我學生權，還我自治權」，攻佔代聯會作為學運據點，這也便是我在活動中心所見到的「學生政府」。
然而我是孤僻的，加以當時對校園民主毫無體認，反倒感覺「學生政府」太狂妄，這便錯過了原可提早結識的諸多好友，直到大三擔任《臺大法言》總編輯，才逐漸走向改革派學生陣營。大二後的暑假裡，揮別失戀情苦，我意外閱讀鼓吹臺灣意識的若干書籍，對社會環境有了關注，正巧社會系同學何棋生當選法代會主席，在其盛情邀請下，我允諾主編《法言》，首度嘗試報紙編務。最先推出的，是由許舜能執筆的「女教官涉嫌宿舍餐廳經營弊端」，引發法學院訓導處震驚，相關壓力接踵而來；不過，那位女教官後來終究被調職，事實證明我們是對的，這使我發現「媒體正義」的力量。基於這開始，以社會系學生為主的法代會重返改革派陣營，但僅只站在邊緣，並未參與社團串聯；刺激我們的踽踽獨行的，彷彿是法學院訓導處的顢頇審稿，無論時評散文或新詩，他們都能挑毛病，這便喚醒我建青時期的記憶，纏鬥的意志愈趨堅定。為了讓《法言》徹底轉型，大三下學期起，總編輯改由許傳盛接任。我們初識於建中，進入社會系後，他一直參加大新社，透過他，大新主筆們也為《法言》跨刀，我則較常赴臺大校總區，逐漸熟識大新社的林志修、吳介民，醫訊社的王增齊、王作良，乃至其他社團朋友們。
就在這年五月十一日，母親節上午，政治系四年級學生李文忠在傅鐘下靜坐絕食，抗議校方對他的退學處分；事件導因是他「大一英文二修或三修不過」的爭議，由於雙方認知殊異，先前已活動中心召開公聽會，但因李文忠積極參與黨外運動，退學處分夾雜了政治考慮，而國防部的徵兵召集令又火速寄來，更加深整件事情的陰謀論，改革派學生為爭取平反時機，遂趁母親節園遊會開幕之際，於椰林大道遊行抗議，直接挑戰孫震校長的行政權威。
我是在「公聽會」當晚結識李文忠的，基於義憤與同情，母親節當天便為他的絕食守夜。那一天，從下午到深夜，情治系統大舉動員進出臺大，可以想見國民黨對此事件的關切；隔天，校方即應學生要求，組成「九人教授調查委員會」，稍後並建議校方准予李文忠復學，由於孫震校長曾經允諾接受教授決議，絕食行動便告收場，孰料學生們竟遭行政當局欺騙，李文忠等人遂赴行政大樓前抗議，與三十多位校警發生肢體衝突，多名學生受傷，而李文忠也在五月十六日被迫南下入伍服役。
李文忠事件落幕後，林志修代表改革派參選代聯會主席落敗；法代會主席何棋生即將任滿，國民黨方面運作奪回法代會，遭大學新聞披露；醫訊社王作良等六人因主導李文忠絕食事件，遭校方處以留校察看，校內學運動能一時式微。但在暑假期間，以大新、大論為主的社團學生南下鹿港，參與反杜邦設廠運動，則是學運腳步跨向社會的重要嘗試。
升上了大四，只能以「諸事纏身」來形容。首先，社會系的難兄難弟們交卸法代會，轉任畢業生代表聯合會幹部，且將我引薦為畢業紀念冊總編輯，先前我編過的報紙期刊都是黑白印刷，為求補充彩印經驗，決定挑下那個重擔。其次，針對紀念冊的預算規劃，我結識了畢代會財務長－－女友阿咪，失戀兩年後又再戀愛，自然也是很花時間。大四一開始，我正式登記為大新社員，而大新旋即因審稿問題遭校方懲戒停社一年，社長許傳盛、林國明、陳明祺均被記過，改革派社團乃串聯簽署「爭取校園言論自由聯合宣言」加以聲援，卻遭臺大「連絡中心」刊物惡意中傷；於是，大新社決定舉辦「惜別演講會」，在大陸社、三研社及多位研究生參與下，儘管校方祕密探知演講者名單，向各家長恐嚇「上臺演講者一律退學」，仍難遏制如箭在弦的抗爭風潮。
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傍晚，暮色漸沈中，改革派學生將臺大校門口每棵椰子樹綁上黃絲帶，現場播放Joan Beaz 的抗議歌曲，大橫布條上寫著「只要真理存在，我們終將回來」；稍後，學生群眾千百集聚，不安氣氛隱隱籠罩，經由林佳龍等人開場後，確立了「和平不理性」局面，學生們接棒暢言盛況空前，而這也正是臺大《自由之愛》團體的搖籃。基於這場演講會的成功，校方未敢妄施懲戒，「自由之愛」團體又於十二月十日舉辦「肥皂箱演講會」，同一天「自由之愛」創刊號出爐，擔任地下編輯的我忝受抬愛，負責撰寫發刊詞，劈頭即是：「讓我們嘗試檢驗真理的體質，就在土生土長的這塊土地上，我們什麼都該重新認識的－百分之百的自由與沒有仿冒的愛！」之後，臺大學代會通過決議，要求廢除審稿制度，改革派社團展開「大學改革方案芻議」簽名活動，配合《自由之愛》第二期出刊。當然，校園民主風潮受到大環境解凍的影響頗深，舉例而言：八五年十一月，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八六年五月，《當代》雜誌創刊；到了九月，《文星》雜誌復刊，《臺灣新文化》與《南方》雜誌相繼問世，這些刊物都為文化界注入活水，較特別的是《南方》，其負責人呂昱因高中時代參加讀書會，竟被判處十多年的政治牢，出獄後仍對學運情有獨鍾，而我與好友游士賢意外擔任《南方》第二期美編，因此結識呂昱，輾轉認識其他院校的學運成員。
八六年九月底更有一件大事，亦即民主進步黨宣布成立，國民黨在威脅逮捕無效後，十月初，蔣經國宣稱即將解除戒嚴及開放黨禁。隨後便是年底增額國代與立委選舉的重頭戲，臺灣首見兩黨對壘，許多大學生不禁投身為反對黨助選，而我與郭宏治、許傳盛，去蔡式淵的國代競選總部幫忙，在南方朔的帶領下製作文宣，因緣際會做出一份對整體選情頗有影響的傳單。
選戰過後，民進黨大有斬獲，學生們重返校園，其他院校的學運漸趨活潑，臺大《自由之愛》繼續燃燒。八七年一月，關切校園情勢的蔣經國終於有意將國民黨知青黨部遷出公立大學，稍後「臺大教授聯誼會」成立，「教授治校」呼聲高漲。在社運勃發民心思變時空下，有一天，我在臺大公館附近遇見南方朔，他說即將與朋友創辦一份刊物，問我有沒有興趣去做事？我聽了，心中虛榮竊喜，但因當時畢業紀念冊尚未完成，只好簡單婉謝，稍後始知那就是《新新聞周刊》，而我遲至九○年退伍後，才進入新新聞擔任文字編輯，繼續受到南方朔教導。
八七年春節過後，《自由之愛》重新出發，對內釐清組織本質，對外則是跨出校園。有鑑於大學改革非僅限於臺大一隅，《自由之愛》第三期祭出「新社會宣言」，那是郭正亮的力作；隨後即有「大學改革請願團」赴立法院請願，如此持續抗爭至五月，又在校園內擴大遊行要求普選，此事雖仍未成，改革派推選的陳志柔卻當選了代聯會主席，為日後普選奠立基石。這時候，畢業紀念冊也已大功告成了，但身為總編輯的我並未畢業，說來不免有些好笑。基於各種因素考量，我初上大四時便決定唸「延一」，逕將一門必修課留到大五下學期。暑假裡，為求減輕母親的負擔，我去《南方》雜誌打工當美編，當時總編輯已是郭正亮，他邀集一批臺大研究生主筆，陸續推出政經社會相關專輯，而在呂昱熱心串連下，《南方》對於校際學運的整合貢獻甚大。我在《南方》打工半年，稍後轉至「三映」，那是由政大學運成員翁明志創辦的傳播公司，旗下另有「第三映象工作室」，專門製作各種社會紀錄片。當時正是臺灣社運勃發期，勞工、反核、國會全面改選... ，諸多議題前仆後繼，街頭頻見示威遊行，我則負責製作錄影帶封面，由於收入有限，年底又到民進黨兼差，擔任《民進報》美編；或許是因為這緣故，不願隸屬任何政黨的我，入伍後竟被政戰系統指為「民進黨員」，前五個月遭特別隔離，後來則是當工兵、蓋營舍直到退伍，雖然日子比較苦，體魄卻也練得結實，不能不說是民進黨「惠我良多」。
八八年開春後，大五下的我逐漸淡出學運，當時蔣經國崩逝不久，李登輝政權猶未穩固。我想趁著當兵之前，讀讀書、寫寫稿、順便練練退步的體能，閒暇時便愛出遊散心，兩度到花蓮鳳林拜訪許傳盛，他也同樣唸大五而準備服役。第二次去花蓮休閒時，某天傍晚，我與傳盛坐在電視機前吃晚飯，猛見螢幕中播出警民追毆－－那便是著名的「五二○事件」，數千農民北上請願，與鎮暴警察發生流血衝突，我們熟悉的許多學運同志也置身其中，頭破血流、遭警拘禁，當時我就對傳盛說：「如果人在臺北，應該也是那樣子吧！」但我們只能為學運同志默默祝福，因為，那已是告別，在入伍前夕，我們的心情已提早畢業。
火焰與灰燼
火焰與灰燼
⊙柯裕芬
有人說那個年代是好的,因為它發光它燃燒,它照亮許多黑暗沉寂的畸角。為了一樣的理由,有人說那年代光怪陸離而且炙痛難忍,它不分青紅白早日一切盡成灰。我沒什麼反對意見,即使曾經有過,也真的都煙消了。時代會過去,年少青春也會,何況火燄，何況意見。不過我的朋友大桂說,不一定,很難講,誰知道。大楠說,來不及了,結構已經完成,現在只能分析不能解決。阿櫻說,像被開了一張空頭支票。小柏說,壓迫還在,只是型式轉變。小松說,反正都老了,我現在只談藝術不講政治。椰子說,現在哪有政治,不都是作秀嗎?阿樟吐一口煙,說,幹。
那時候捷運還是個令人唾棄的蠢夢。火車還穿過西門町。那時候,女孩子流行把眉毛畫得又粗又濃,唇膏是正紅或亮粉紅的,香水是濃郁惑人的毒藥鴉片和CoCo。髮型是泡麵式的波浪。耐吉球鞋剛剛登陸台灣,世界最強球隊是洛杉磯湖人隊。最被崇拜的港星是鄭少秋、周潤發和鍾楚紅。迪斯可都還是很基礎的電子合成樂。最賣的卡帶是瑪丹娜和麥可﹒傑克遜(所以第一次聽到陳昇的時候眼淚差點掉下來),CD還沒普及。最正宗藝術叫雲門舞集。最賣座表演可能是相聲。最熱門話題書說不定是朱天心的《擊壤歌》。國片還很衰,侯孝賢剛開始得獎,沒看過《童年往事》和《戀戀風塵》的大學生總有點心虛。誠品只是個小書店。海外遊學風潮正在起步。電腦還是DOS或蘋果二號。大家樂六合彩賭風盛行,某國際雜誌說台灣是貪婪之島。股市開始發燒,啟動了將近十年的太平洋經濟圈的盛世。
我們還在念大學,然而去街頭的時候比去教室的時候多。每天總有不同的團體示威抗議,在不同的地點,為了差不多的理由,社會不公不義,所以自力救濟。校際之間的串聯是很常見的,學生社團聲援社運的行動很頻繁,在校教官和訓導處的忙碌也可想而知,各種大過小過警告名單貼滿公佈欄。沒有人在乎,豁出去了,不一定會壯烈成仁, 但成名總是難免的(羅文嘉那時候已經很紅了)。舊霸權正在瓦解,謠言和利益飛得滿天都是,還有警棍,學生被打掉的牙和扯掉的頭髮，憤怒農民的雞蛋和包心菜，鎮壓的消防車水柱,鄭南榕自焚的火星。
烈火青春。這是一群踩著風火輪的哪吒。這群人曾經咬牙切齒地做夢,顛覆, 瓦解。每天四處串聯不同的團體和運動,偶爾考慮犧牲自我或他人。社會力的釋放像是宇宙無所不在的能量,我們不是宇宙超人或學生領袖,但我們吸納而且附著於其上。我們不過是小原子,可是我們都相信那種瞬間爆發的衝撞力可以夷平一切的不平。我們活得極興頭,夢想彷彿伸手可及。有的人因此被叫做野心份子,或者是被野心份子利用的不安份子,有的人泡在MTV小包廂看前衛電影,搞實驗劇場實驗電影, 買驗自己與群眾之間種種流離與溝通的可能。有的人參加各種讀書會,整天在唐山書店、紫藤廬和人性空間茶藝館穿梭,腦子裡塞滿盧卡奇和阿圖色。也有人上午到號子裡看股票行情,下午跑三點半,晚上在統領前面擺地攤。有的人活躍於各種地下媒體,選舉的時候是文宣寫手,示威的時候是口號創意,遊行的時候是V8錄影者,平常沒事的時候背著單眼相機上山下海拍黑白照片,替《人間》雜誌寫環保文章。報禁解除後大家都恨生得太晚, 巴不得早點畢業好去卡位。期末考的時候各路英雄人馬聚集黎香咖啡,熬夜猜題寫報告。。
那時有幾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愛國廣告,叫「愛到最高點心中有國旗」和「明天會更好」。可是如果那時候你問我們到底愛台灣還是不愛，我們可能又愛又恨,莫衷一是。
那幾年小柏非常熱中小劇場,整天排練我們看不懂的劇情,租回來的錄影帶也一樣高深莫測,沒事就泡一個pub叫名駿。小松更絕,只想拍電影,看大島渚的時候不知為什麼哭得稀哩嘩啦,後來他跑去學法文,一心一意要去巴黎學電影。大桂打辯論,南征北討很多年,除了大專盃最佳辯士,還常常當評審和社團指導老師,非常關心安樂死是否應合法化的兩難問題。大楠純粹搞理論和讀書會,思想很不單純,《當代》雜誌好像只有他讀得懂,他常常酸溜溜問大桂,你們為什麼不訂一個辯論題目叫「台灣應獨立或統一」,看誰打贏。玩地下樂團的阿樟每每聽到他們抬槓就哈哈大笑,阿樟幫兀清競選的時候很得重用,因此身分很黑。阿櫻念社會,卻很反社會,五二O事件她被警察打得很慘,之後她就很少去上課也不上街頭,除了瘋狂打工之外也寫詩畫漫畫,她最迷戀的人是崔健和羅大佑,對於我們這群熱血青年她有一種冷靜的同情。椰子的父母除了常常返鄉探親之外,炒作股票與地皮非常成功,買了一輛跑車給他,泡妞無往不利,我們有時會搭他的車當日往返台中去庭園咖啡。
然而活得那麼熱鬧,卻時常有崩潰之虞。
正好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前一晚,我一個人在家看電視新聞,媒體都瘋狂出神,以為鄧小平死了,大陸民主運動如火如荼，大家都又興奮又害怕,以為共產黨會因此而完蛋然後我們就要反攻大陸了。我也以害怕因為那年夏天我要出國遊學,萬打起來我豈不是要換護照嗎?那時小松已經忍無可忍,休學偷跑到法國去了,而且還是逃避兵役,勇氣可嘉。
那天半夜我接到椰子的電話說他發生車禍現在醫院。他說他沒事不過阿櫻還在昏迷。我不知道他們兩個什麼時候湊成一對,不過這個不重要。我趕到醫院的時候,大桂利大楠也在,原來他們四個一起去Roxy喝酒,椰子喝太多開太快,車子撞爛有人斷手有人刮傷,阿櫻腦震盪。我一出現在走廊,大桂立刻問我天安門現在如何了,我說不是很樂觀,他又問我們這裡的聲援狀況,我說我不知道,大楠插嘴說,你以為會反攻大陸嗎?神經病。大桂和大楠一如往常,開始在急診室一言一語鬥起嘴來。
椰子忽然大喊,你們閉嘴,現在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還光講這些高調!我愣住, 倘不清他是在說鄧小平還是阿櫻。應該是阿櫻吧,因為椰子接著嚎陶大哭了。
我起身說,我打電話告訴阿樟和小柏。大桂、大楠阻止我,說,小松跑去法國,小柏心情不好一定泡在名駿。阿樟不會來。
我說他為什麼不來?
大桂、大楠看看我,嘆口氣,往椰子和阿櫻看一眼。
找突然明白,原來阿樟、阿櫻和椰子有三角關係。我好像是住在月球上,這種大事竟然不知道。我坐下來,不知道怎麼辦,覺得很疏離,好像我從來不屬於這個小團體。椰子還很戲劇性地哭著,我懶得過去安慰他。
後來小柏來了,原來他沒去名駿。他來了也不說話,呆呆坐著。
這時不應該來的阿樟突然出現。他一來就和椰子扭打成一團,椰子歇斯底里衝出醫院,大桂大楠追了出去。阿樟氣喘吁吁看看昏迷的阿櫻,沒說話就走了。醫院裡剩下我和失魂落魄的小柏。在阿櫻清晨醒來之前我們一句話也沒有。
後來天安門事件就發生了。大家都嚇壞了,不過也沒事。台灣文風不動。我們這群人卻從此散了。
隔年李登輝任命郝柏村為行政院長,幾年來風起雲湧的學運終於蓄積到了爆發點大家都聚在中正紀念堂,圍著野百合發燒。阿樟已經儼然是學生領袖,指揮小蜜蜂隊伍四處突擊。他彷彿是個嗜血的戰士,為了革命而存在。我們在他的領導下,倒像是參加了一場嘉年華,阿櫻還去場外的攤販打香腸。
野百合學運是那次六四車禍之後,我們最後一次聚在一起。
打辯論的大桂後來成了新黨要員。大楠移民加拿大。椰子變成律師。
小松電影學成歸國,卻和小柏反目成仇,雖然領域相近卻彼此不相往來。
阿櫻好不容易畢業了,現在畫漫畫和插圖,和誰都沒聯絡。
阿樟後來成了民進黨重要幹部,做幾年又回頭搞音樂。
這個城池屹立於夢想的殘骸之上,我們踩著青春的灰燼過活。哪吒從風火輪上摔下來,發現滿腳都是水泡。
因此你說,那年代好亮,我們曾經有過無限的可能,來改造這個社會。我們彷彿拆了一些東西,可是它們是怎麼重建的,我們既不知道也沒參與。牌彷彿重洗了,可是玩牌的也還是同樣那些人。因此我說,那年代是拆除是清洗是推翻是掏空是解放,它的光芒犀利如閃電,可是它也重組建構,以一種迅雷的速度和密雲的勢態,嚴嚴地在我們住電光所盲之際進行修補。十年之內,台灣貧富差距加大,新霸權已然成形,政治權力結構鞏固,黨國與鉅商的勾結更牢不可破而且複雜,強勢弱勢卡位戰未曾稍歇,中心邊陲涇渭分明而且差距逐漸懸殊。壓迫還在,只是型式改變,然而沒有人想革命了,現在大家都想選舉。
選舉的時候,我們一樣可以到場子外去打香腸。
⊙柯裕芬
有人說那個年代是好的,因為它發光它燃燒,它照亮許多黑暗沉寂的畸角。為了一樣的理由,有人說那年代光怪陸離而且炙痛難忍,它不分青紅白早日一切盡成灰。我沒什麼反對意見,即使曾經有過,也真的都煙消了。時代會過去,年少青春也會,何況火燄，何況意見。不過我的朋友大桂說,不一定,很難講,誰知道。大楠說,來不及了,結構已經完成,現在只能分析不能解決。阿櫻說,像被開了一張空頭支票。小柏說,壓迫還在,只是型式轉變。小松說,反正都老了,我現在只談藝術不講政治。椰子說,現在哪有政治,不都是作秀嗎?阿樟吐一口煙,說,幹。
那時候捷運還是個令人唾棄的蠢夢。火車還穿過西門町。那時候,女孩子流行把眉毛畫得又粗又濃,唇膏是正紅或亮粉紅的,香水是濃郁惑人的毒藥鴉片和CoCo。髮型是泡麵式的波浪。耐吉球鞋剛剛登陸台灣,世界最強球隊是洛杉磯湖人隊。最被崇拜的港星是鄭少秋、周潤發和鍾楚紅。迪斯可都還是很基礎的電子合成樂。最賣的卡帶是瑪丹娜和麥可﹒傑克遜(所以第一次聽到陳昇的時候眼淚差點掉下來),CD還沒普及。最正宗藝術叫雲門舞集。最賣座表演可能是相聲。最熱門話題書說不定是朱天心的《擊壤歌》。國片還很衰,侯孝賢剛開始得獎,沒看過《童年往事》和《戀戀風塵》的大學生總有點心虛。誠品只是個小書店。海外遊學風潮正在起步。電腦還是DOS或蘋果二號。大家樂六合彩賭風盛行,某國際雜誌說台灣是貪婪之島。股市開始發燒,啟動了將近十年的太平洋經濟圈的盛世。
我們還在念大學,然而去街頭的時候比去教室的時候多。每天總有不同的團體示威抗議,在不同的地點,為了差不多的理由,社會不公不義,所以自力救濟。校際之間的串聯是很常見的,學生社團聲援社運的行動很頻繁,在校教官和訓導處的忙碌也可想而知,各種大過小過警告名單貼滿公佈欄。沒有人在乎,豁出去了,不一定會壯烈成仁, 但成名總是難免的(羅文嘉那時候已經很紅了)。舊霸權正在瓦解,謠言和利益飛得滿天都是,還有警棍,學生被打掉的牙和扯掉的頭髮，憤怒農民的雞蛋和包心菜，鎮壓的消防車水柱,鄭南榕自焚的火星。
烈火青春。這是一群踩著風火輪的哪吒。這群人曾經咬牙切齒地做夢,顛覆, 瓦解。每天四處串聯不同的團體和運動,偶爾考慮犧牲自我或他人。社會力的釋放像是宇宙無所不在的能量,我們不是宇宙超人或學生領袖,但我們吸納而且附著於其上。我們不過是小原子,可是我們都相信那種瞬間爆發的衝撞力可以夷平一切的不平。我們活得極興頭,夢想彷彿伸手可及。有的人因此被叫做野心份子,或者是被野心份子利用的不安份子,有的人泡在MTV小包廂看前衛電影,搞實驗劇場實驗電影, 買驗自己與群眾之間種種流離與溝通的可能。有的人參加各種讀書會,整天在唐山書店、紫藤廬和人性空間茶藝館穿梭,腦子裡塞滿盧卡奇和阿圖色。也有人上午到號子裡看股票行情,下午跑三點半,晚上在統領前面擺地攤。有的人活躍於各種地下媒體,選舉的時候是文宣寫手,示威的時候是口號創意,遊行的時候是V8錄影者,平常沒事的時候背著單眼相機上山下海拍黑白照片,替《人間》雜誌寫環保文章。報禁解除後大家都恨生得太晚, 巴不得早點畢業好去卡位。期末考的時候各路英雄人馬聚集黎香咖啡,熬夜猜題寫報告。。
那時有幾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愛國廣告,叫「愛到最高點心中有國旗」和「明天會更好」。可是如果那時候你問我們到底愛台灣還是不愛，我們可能又愛又恨,莫衷一是。
那幾年小柏非常熱中小劇場,整天排練我們看不懂的劇情,租回來的錄影帶也一樣高深莫測,沒事就泡一個pub叫名駿。小松更絕,只想拍電影,看大島渚的時候不知為什麼哭得稀哩嘩啦,後來他跑去學法文,一心一意要去巴黎學電影。大桂打辯論,南征北討很多年,除了大專盃最佳辯士,還常常當評審和社團指導老師,非常關心安樂死是否應合法化的兩難問題。大楠純粹搞理論和讀書會,思想很不單純,《當代》雜誌好像只有他讀得懂,他常常酸溜溜問大桂,你們為什麼不訂一個辯論題目叫「台灣應獨立或統一」,看誰打贏。玩地下樂團的阿樟每每聽到他們抬槓就哈哈大笑,阿樟幫兀清競選的時候很得重用,因此身分很黑。阿櫻念社會,卻很反社會,五二O事件她被警察打得很慘,之後她就很少去上課也不上街頭,除了瘋狂打工之外也寫詩畫漫畫,她最迷戀的人是崔健和羅大佑,對於我們這群熱血青年她有一種冷靜的同情。椰子的父母除了常常返鄉探親之外,炒作股票與地皮非常成功,買了一輛跑車給他,泡妞無往不利,我們有時會搭他的車當日往返台中去庭園咖啡。
然而活得那麼熱鬧,卻時常有崩潰之虞。
正好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前一晚,我一個人在家看電視新聞,媒體都瘋狂出神,以為鄧小平死了,大陸民主運動如火如荼，大家都又興奮又害怕,以為共產黨會因此而完蛋然後我們就要反攻大陸了。我也以害怕因為那年夏天我要出國遊學,萬打起來我豈不是要換護照嗎?那時小松已經忍無可忍,休學偷跑到法國去了,而且還是逃避兵役,勇氣可嘉。
那天半夜我接到椰子的電話說他發生車禍現在醫院。他說他沒事不過阿櫻還在昏迷。我不知道他們兩個什麼時候湊成一對,不過這個不重要。我趕到醫院的時候,大桂利大楠也在,原來他們四個一起去Roxy喝酒,椰子喝太多開太快,車子撞爛有人斷手有人刮傷,阿櫻腦震盪。我一出現在走廊,大桂立刻問我天安門現在如何了,我說不是很樂觀,他又問我們這裡的聲援狀況,我說我不知道,大楠插嘴說,你以為會反攻大陸嗎?神經病。大桂和大楠一如往常,開始在急診室一言一語鬥起嘴來。
椰子忽然大喊,你們閉嘴,現在人是死是活都不知道,還光講這些高調!我愣住, 倘不清他是在說鄧小平還是阿櫻。應該是阿櫻吧,因為椰子接著嚎陶大哭了。
我起身說,我打電話告訴阿樟和小柏。大桂、大楠阻止我,說,小松跑去法國,小柏心情不好一定泡在名駿。阿樟不會來。
我說他為什麼不來?
大桂、大楠看看我,嘆口氣,往椰子和阿櫻看一眼。
找突然明白,原來阿樟、阿櫻和椰子有三角關係。我好像是住在月球上,這種大事竟然不知道。我坐下來,不知道怎麼辦,覺得很疏離,好像我從來不屬於這個小團體。椰子還很戲劇性地哭著,我懶得過去安慰他。
後來小柏來了,原來他沒去名駿。他來了也不說話,呆呆坐著。
這時不應該來的阿樟突然出現。他一來就和椰子扭打成一團,椰子歇斯底里衝出醫院,大桂大楠追了出去。阿樟氣喘吁吁看看昏迷的阿櫻,沒說話就走了。醫院裡剩下我和失魂落魄的小柏。在阿櫻清晨醒來之前我們一句話也沒有。
後來天安門事件就發生了。大家都嚇壞了,不過也沒事。台灣文風不動。我們這群人卻從此散了。
隔年李登輝任命郝柏村為行政院長,幾年來風起雲湧的學運終於蓄積到了爆發點大家都聚在中正紀念堂,圍著野百合發燒。阿樟已經儼然是學生領袖,指揮小蜜蜂隊伍四處突擊。他彷彿是個嗜血的戰士,為了革命而存在。我們在他的領導下,倒像是參加了一場嘉年華,阿櫻還去場外的攤販打香腸。
野百合學運是那次六四車禍之後,我們最後一次聚在一起。
打辯論的大桂後來成了新黨要員。大楠移民加拿大。椰子變成律師。
小松電影學成歸國,卻和小柏反目成仇,雖然領域相近卻彼此不相往來。
阿櫻好不容易畢業了,現在畫漫畫和插圖,和誰都沒聯絡。
阿樟後來成了民進黨重要幹部,做幾年又回頭搞音樂。
這個城池屹立於夢想的殘骸之上,我們踩著青春的灰燼過活。哪吒從風火輪上摔下來,發現滿腳都是水泡。
因此你說,那年代好亮,我們曾經有過無限的可能,來改造這個社會。我們彷彿拆了一些東西,可是它們是怎麼重建的,我們既不知道也沒參與。牌彷彿重洗了,可是玩牌的也還是同樣那些人。因此我說,那年代是拆除是清洗是推翻是掏空是解放,它的光芒犀利如閃電,可是它也重組建構,以一種迅雷的速度和密雲的勢態,嚴嚴地在我們住電光所盲之際進行修補。十年之內,台灣貧富差距加大,新霸權已然成形,政治權力結構鞏固,黨國與鉅商的勾結更牢不可破而且複雜,強勢弱勢卡位戰未曾稍歇,中心邊陲涇渭分明而且差距逐漸懸殊。壓迫還在,只是型式改變,然而沒有人想革命了,現在大家都想選舉。
選舉的時候,我們一樣可以到場子外去打香腸。
青春的火焰－大革會成立經緯
青春的火焰－大革會成立經緯
◎撰文 官鴻志 攝影 蔡明德
大革會前夕
這不是一條光滑、平坦的起跑線；不是教育單位撥款建設起來的跑道。起跑線上，來自全省11所大學和13個「地下學生社團」的百餘名同學，卻自己鳴放了槍聲，向著「大學法改革」的目標奔去。
戰後40年，台灣終於出現第一個全省聯盟的學生組織，名叫「大革會」於今年7月18日正式宣告成立。
早在7月10日和30日這兩天，蔣經國總統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李煥，都分別發表了政策性的重要談話: 「大學教育是否應該配合時代環境的變化而有所調整，使大學教育與社會發展相適應；其中，大學法是否應作適當修正也應一併研究。」蔣經國作了上訴表示。
這席話，加速鞭策了教育部修訂大學法的腳步，也聯繫到教育部的三項具體措施上：
一、提高教育部訓育委員會的決策層次。
二、由官方學者組成「大學法修訂諾詢小組」，召開學校行政主管和校務會議代表舉辦北、中、南區討論會。
三、以學生為對象，各大學活章中心聯合召開會議。
以上所述，由教育部推動起來前討論和文宣工作，正朝向著所謂「校園向左轉」這個假想敵人，大加這伐，從而製造了校園總動員的緊張景象。這一股背后隱藏的暗流，也是戰後40年所罕見的。相對於教育部的強悍作風，「大革會」只是一個弱勢團體，同時也是全省第一個具有整合力和凝聚力的學生聯盟組織。在運動階段中，他們取得正義號召的勝利，有不可忽視的潛在方量。尤其是，站在更廣大的歷史視野來看，這種以組織對抗組織，企圖擺脫台灣校園內「安全.訓導﹒黨化教育」的控制手段，從而建立起學生公民權和校園主體性的抗爭模式，倒是破天荒的第一招。
今年暑假，「大革會」重新編整，召開幾次幹部訓練營和生活營，生猛地鼓躁著寧靜的校園角落。九月中旬，學校開學以後，這一股靜靜跳動的校園脈轉，點綴著打從南方傳來的楚歌，已經暗中成為同學們關注的話題，同時，「大學法修改」和學生作為校園主體的這個問題，終於獲得廣泛討論。
從四年前到「大革會」成立前夕，各校學生領袖奔走於南北途中，結交朋友，徹夜討論。其間過程曲折、艱苦，有人曾經作這樣的比喻:「是一部上乘的校園小說題材。」
現在， 「大學法修訂」被搬上校主舞臺，成為台灣學生運動的舞台，成為台灣學生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至於這項訴求的目標如何？也有人提出質問：「矮化的路線訴求，只是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分配。最終，可能會被校園內外的機會主義制度所消費掉！」
面對這林林總總的質問，「大革會」不作草率的答辯;或者勿寧說，在運動方向的摸索途中， 「大學法修改」是最初階段的目標，也是採取單一議題，共識明確，追求最有效途徑的抗爭型式。因此，他們的答辯只有一句話：「校園，才是唯一檢驗的場所。」
無論如此，這是一條嶄新的起跑線
「五人小組」打天下
一年餘下來，我們斷斷續續地趕到校園民主運動的現場，我們總感覺到，這是一個永遠做不完的報導題材，也是80年代台灣社會解嚴前產的一項重大記錄。在台大普選事件，李文忠事件、自由之愛，大學改革請願團，華西街抗議妓女販買，車埔挖墳事件，抗議吳鳳神話，反杜邦運動，二林葡萄農調查，礦災現場，三晃農藥廠污染事件，大潭村鎘汙染調查，教師人權等等事件行動中，屢次看見這一代青年學生積極加入改革社會的行列。有鑑於此，我們總結過去和現在校園的採訪，初步提出一份報告，供社會大眾參考。
1982年，以台灣大學「大論社」 為主體的5人小組，積極策劃了普選行動。這5人小組，可以說是台灣後美麗島時期學生運動的創始人，同時，他們也建立起「大論社」取得運動主導權的歷史傳統。
據當時的領導人之一劉一德回憶：
「本來，我們只是一群成天聚在一齊聊天喝酒的小混混，後來，有一個好事的傢伙，不知從那弄來一些馬克思與韋伯的書籍，讀了之後，才知道應該做一些有理想的事。」
是的，學生的凝聚方式其實很簡單，以劉一德為例子， 「初期，他的一些朋友和群眾，都是酒量闖出來的啊。」他的朋友這麼說。
可是，純粹的人情關係和組合，必須透過行動，才能鍛鍊或深刻化學生運動的組織。於是，從5人小組開始，他們用發傳單與噴漆的方式「練膽」，甚至每天一大早，偷偷地溜進教室，把「要求普選」的口號寫在黑板上。當然每天校工都把標語擦掉了，但長期這麼幹下來，幹部被訓練得敢站出來公然反對校方，普選的要求也擴散到校園各個角落。
同年2月28日，也就是歷史上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那天，他們半夜裡跑到二二八事件的關係人彭孟緝家門外，在牆壁上潑了一桶紅色油漆。當時，這件事引起了，情治單位極大的震撼！逮捕這群學生的風聲自然而然就傳了出來。為了避風頭，他們分散躲到各地。其中一些逃避不及的同學，被情治單位約談、偵訊。
但由於在校園活動中所培養起來深厚的工作感情，情治單位的偵訊並沒有結果，只苦了被偵訊的同學，遭受皮肉、精神的折磨。
這群學生的努力，給後來幾年台大的學生運動打下了廣闊、紮實的基礎！
從劉一德到吳叡人，一般戚認為是打天下時期。這一群具有反體制色彩的學生，由吳叡人率領，初步佔領了台大代聯會，正式把普選手日校園民主化問題帶到學生議會上討論。
1983年6月，「前進周刊」以封面故事報導吳叡人當選台大代聯會主席的消息，首度引起校園民主運動內部的強烈爭論，針對於運動內部是否接受台灣反對勢力介入?是否會造成內部劣質化等等負面作用的諸種問題，成為一項重要的自我接討。
「大新社」社長陳裕鑫首先撰文呼籲: 「校園改革應該和校外劃清界線」。
1983年10月8日，台大校園出現第 一張地下傳單「告台大同學書」，主張學生言論自由和學生自覺，並反對代聯會主席選舉制度。這張傳單，造成一定的啟蒙作用。但總的來說，這時期的學生運動並無法擺
脫反對勢力的影響，在行動高度上也遠不及政治逼動。這是保釣運動退潮以後的結果，再加上國民黨40年軍政結構的教育控制下，台灣校園徹底喪生了進步思想的傳統，因此，黨外思想成為校園內唯一供據的養料。
這時候，各校學生領袖和研究生紛紛進入黨外雜誌工作，成為一批能編、能寫的文宣人材，這批人材大量流到校園從事再生產，形成一套學生運動內部的供需關條和政治上的視野。其負面作用，則是迫使台灣學生運動變成黨外雜誌的「消費品」和「編輯傭工」，而無法自拔。
由於編輯工作上，校園學生側面地介入黨外政團的派系紛爭，深入瞭解到反對陣營的權力結構，他們被迅速地新陳代謝，漸漸喪失了一份反抗的政治理想，其結果是虛無化或更堅定自己的宗派立場；大約是黨外雜誌的巔峰時期，學生運動內部也同時展開了自我批判，重新檢討校園民主運動是否必須依附於政治運動之下？這一點，台灣學生倒是領先社會群眾，更早警覺到，必須找到一個「獨立而自主的思想和行動空間」。
但這項檢討，儘管成為運動內部的一種道德約束力，卻完全無法遏阻學生「進出」黨外雜誌的事實。他們自我解釋的理由大半是「為了賺錢」。至於所謂民主理想的終極目標，必須回歸到校園的呼求，也為下個階段的學生運動舖下了與黨外決裂的警告與覺醒。
粗略地說，這個階段，一直到李文忠事件，可以稱之後美麗島時期學生運動的第一梯隊，成員的主要特色是講究行動和打天下。同時，在這個階段中，也不可忽略一個事來，那就是來自校園內右派學生的反撲行動。其中，最膾炙人口的一篇文章，就是吳叡人所寫的: 「給你，鴕鳥」。這時候，吳叡人已經是右派學生打擊的主要對象，他這樣說：
「我相當縈幸地成為你們雜誌所看重的對象。......你們紮了一年稻草人，打了一年稻草人的結果，除了成功地對外塑造一個扭曲的吳叡人外，只是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資料，讓我有機會更進一步觀察到你和你的朋友們心靈的荒原而已。」
吳叡人的話，相當發人深省。
1984年5月4日，吳叡人辭去台大聯會主席以後，到教育部陳情抗議，並遞上一份「教育改革意見書」，同時，他在「給校長的一封信」中指出: 「做為批判世俗，燭照社會的所在，台大的社會改革動力巳然委縮。」
學生地下刊物的全面勝利
1985年5月4日，「輔大新聞社」因為抗日作家楊建專輯引起校方注意，繼而因為光復節專輯受到校方故意拖延，學生只好強行出刊，校方則以「社團不夠民主」為理由，下令解散停刊。 12月31日，「輔大新聞社」出版了台灣第一份校園地下刊物「改造」，並且聲明：「獻給所有勇於抗爭的青年！」
「改造」的創刊號上，刊登一篇林希翎的專訪文章：「是墮落的革命家，還是進步的改良份子？」這篇訪問，乃針對自由主義是不是機會主義者的一種表現？向林希翎提出強烈的質問。
根據「改造社」的回憶，採訪當天，林希翎正忙著為黨外競選活動演講，演講結束後，兩名「改造社」成員把林希翎從街上「攔劫」進入一家咖啡廳。「起先，林希翎拒絕接受訪問，」改造社青年又補先地說：「並且向我們提議收費。可是，等到大家坐下來深談，她似乎被年輕小伙子的熱情理想煽動了，她滔滔不絕地為自己辯護......。最後，她不再向我們提及收費的問題。」
從「改造」到台大「自由之愛」，後美麗島時期學生運動進入「地下刊物」的巔峰狀態。其中包括政大「野火」、輔大「野聲」、中央「啟禱」、台大「濁水溪」、高醫「人文社會研究社」、逢甲「民風」、北醫「抗體」、成大「平等域」等等。以上各個學生地下刊物社團，除了逢甲「民風」，政大「野火」和「自由之愛」目前已告解散，大部份都加盟進入「大革會」。此外，原住民知青創辦的理論刊物「高山青」也申請加入。
等待彌賽亞？或走人民間社會？或讓粗糲大地磨破了學生的細緻雙足？漸漸地成為這個階段學生運動的判分標準'即所謂的「理論與行動實踐的再思考」。同時，這種理想上分歧點，落實質到「改造社會的預備隊」這句口號，使學生領袖們不得不鑽往書堆裡尋找答案。從地上和地下校園理論刊物來看，也呈現出熱鬧繽紛的氣象。這時候，體制派系統的學生刊物幾乎沒有置啄餘地，從運動陣營中退席，甚至失去了討論的必要。
一群飛奔的羚羊
反過來說，反體制學生運動的思想出路，則以飛奔羚羊的姿勢和速度，向前跨越。最主要的特色是「校園/社會」解凍以後，終極的理想在那裡?或根本否認終極理想。1987年，台大「自由之愛」在「南方雜誌」發表:「新社會宣言」，立刻成為學生運動思想出路的爭論點。
這個爭論點，追根溯源起來，就是自從吳叡人倡導「社會包圍校園」策略，經過台大「自由之愛」的實踐成功以後，另一個總結經驗的探討與試圖突破，也充份型構成學生運動第二梯隊成員的主要議題。在第二梯隊階段，從事思想理論工作已經主控了運動領導權。這個事實，也確切建立了學生運動不是「黨外尾巴」的新形象，邁向「獨立而自主的思想/行動空間」，並且向著官方政治文化霸權提出挑戰，從而思考到「政治社會」和「文化社會」之間，學生是不是革命主體的力量?最明顯的例子，他們不再相信「普選」是萬靈丹，而是提出「學生政府」這個概念。學生是不是革命主體的力量？這個質疑，「新社會宣吉」基本上是否認的。宣言上說: 「個人的投入運動，勢將基於生活世界中有效資源的掌握及動員。因此，這種不斷向前辯證否定的過程，並不是革命的累加，而是基於具體實踐策略，逐步擴大改革的領域。」因此， 「新社會宣言」徹底切斷「革命/改革」的迷思，主張皮體制改良主義是一種沒有有彼岸、不斷向前的抗爭過程。
此篇宣言為什麼引起爭論？理由何在？恐怕必須從運動的內部和外部來解釋。
首先，宣言中指出：「統獨述思，台灣結對中國結，政黨區分，省籍區分、乃至階級區分，都顯得次要而加以揚棄。」這林林總總的問題，是不是一般參與學生運動的人感到立即而迫切的問題？「如果，當中南部大學生還停留在爭取餐廳、宿舍的權利問題，那麼如何拉平北部和中南部學生的認知差距？才是當務之急吧！」「大革會」主席團成員之一陶宗瑋這樣說。
問題是，接受採訪時，陶宗瑋表示「大革會」的運動路徑並無二致，現階段比較側重於動員校內有效資源，所以恐怕又會轉回到校園「打天下策略」，而不十分急於理論建立。
很明顯，對於外界有人刻意地挑撥分化「大革會」和「自由之愛」的矛盾，「大革會」採敢相當包容的態度，陶宗瑋很謹慎地說:「今年 3月，『自由之愛』首先提出大學法 必須修改。基本上，『大革會』就是繼承這項主張，設定自己的運動路線。」
針對外界所謂兩批激進學生遲早要分道揚鍵的傳言，也頗讓「大革會」感到困擾。因為，「大革會」以整合為訴求目標，在起步階段，必須異中求同才是照顧大局的做法。同時，據瞭解，目前「自由之愛」已經完成階段性使命，這個由臺大四個社團組成的聯盟也告解體。其中，「大陸社」和「三研吐」進入代聯會執掌兵符；「大新社」因被迫停社期滿，將重整再出發 ；「大論社」的部份成員，例如許在杰，劉大福、黃永貞則加盟「大革會」，成為主幹。因此緣故，所謂分裂云云純粹是刻意擴大運動陣營矛盾的伎倆而已。
至於外部因素，「新社會宣言」引起爭論的理由何在？「大革會」主席團成員曾昭明說：「主要還是反對勢力在意識型態上的歧異，投射到學生運動內部所造成。」這種路線抗辯，有一點類似「五四運動」到「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文化紛爭，當時，中國究竟要進行階級革命葳召開國民會議，成為中國知識份子投身大革命前夕的探索方向。因此，在台灣學生運動缺乏主動性的活力之前，外部因素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以這次「新社會宣言」來說，其中尚且包括臺灣意識派的主張，除了把學生不願意談統、獨問題的傾向，認定是「克斥著反民族情緒」 ，並譏諷反體制改良主義是「投降哲學」，同時指出這是「反對政策的中間迷霧」，「乘機奪取在新生精英階級中的政治地盤的策略」。這種規模縮小的論戰，可以顯見，站在學生運動的立場來看，是被迫早產的運動困思，也製造運動內部的緊張狀態。
「大革會」既是繼承「新社會宣吉」之後誕生，同時，它的成員大半是過去學生運動中要在光燈以外的各校學生領袖，比較沒有歷史包袱，而且當台大學生汲汲於校內活動時，他們卻奔走於南北串聯，打更大的天下。因此在運動經驗上，他們另有組織擴大後的多層考慮，凡事都經過慎恩和充份討論。「大革會只是過渡階段，這一點我們很清楚，」陶宗瑋補充地說：「因此，我們比較講究如何完成這個階段目標。」
在台灣學生運動的第三梯隊末期，「大革會」是一隻黑馬，並負有第二梯隊過渡到第三梯隊的主導任務。透過上述歷史背景的分析報導，我們試圖找到「大革會」的社會位置和歷史位置，下一階段，「大革會」將開創出何種運動性格與方向？也必然和臺灣社會的改造運動息息相關。因為，它已經暗地裡滋長茁壯了自己的生命。
有抗爭，才有進步
1987年9月，台北金華園中操場， 一項紀念會場上。抗日前輩周合源先生站在主席臺左側，低沈地說:
「我很慚愧，我這一代表沒有完成的時代使命，到今天，還是沉重地落在青年人的肩頭。」周老先生坐過日本人的牢，也坐國民黨的牢。這個歷史掌故，臺下群眾都清楚。
講完一席話。他捧著紀念獎狀，很感激地頒給「自由之愛」和「大革會」學生青年，肯定這一年的校園民主運動。主席臺下，頓時響起如雷的群眾掌聲。這一段綿密而熱情的掌聲，即刻成為台北街頭的議論話題：
「你覺不覺得學生很受到群眾歡迎! J
「那是一種鄉情，一種喜悅。群眾似乎親眼看見鄰居的孩子長大了，懂事了。」
自從「大革會」被迫曝光以來，這是第一度公開亮相的場面。其實，在校園黨部的黑名單當中，他們的名字並不陌生，每一個人都有講不完、一筆佳的痛苦經驗，可絲毫沒有挫敗下來。今天晚上，他們扭扭的站在麥克風後面，由主席團曾昭明發表講話，「有權力，才有民主；有抗爭，才有進步。」他說。
這一幅抗日前輩到80年代學生運動，頗具有歷史傳承意味的畫面，引導我們進入「大革會」採訪。在此以前，在「大革會」祕密地搞串聯時期，其間過程大致上是這樣的:
1983年，當全省各個大學校長仍然陶醉於新資本主義的校園硬體設備，搞游泳池，建設中正圖書館。校園內卻悄悄地起了變化，進步青年開始有了一個共同議題。那就是：校園民主化運動如何跨越校際的圍籬，如何活絡起來。1985年6月，由臺大、文化、輔大學生聯合倡議聯盟的構想，透過他們積極推動，開始起了發酵作用。
1987年7月，北部地下學生社團再度把這個議題帶到高雄大寮鄉，參加南部學生私下主辦的生活營，集中討論三天。這次會議，大家熱烈討論的「南工北學聯盟」，頗受到高雄工人運動的刺激影響，也開始檢討到學生和工人結合成為台灣民主行動的整股力量，在實踐策略上是否可能？為何不在學生運動內部
先做好鞏固工作?
大家討論的結果並沒有答案。隔天， 7月5日，這夥青年學生集體北上，參加「南方雜誌」舉辦的生活營，又再次進行討論。
「記得是酒甜耳熱之際，大家議論紛紛。但，漸漸地趨向於單一焦點和行動設計。在高雄臨告別的時候，有人建議，將名字取為『大學法改革促進會』......。」
接受採訪時，「大革會」這樣回憶地說。
7月18日，「大革會」在台灣大學附近召開成立大會，共有22名代表和數名列席者參加。22日，全省學生聯盟組織的消息走漏，被一名外圖學生出賣給黨外雜誌，成為各報競相報導的新聞。30日，蔣經國總統針對這項問題，發表關切談話。
1985到1987，是全省、學生運動的第一個關鍵年，也是校園「安全﹒訓導﹒黨化教育」結構開始解凍的時候。有大批的博士、碩士、大學生和高中生共同結合，在全省各個角落因為「改革願望」的怒濤湧起，風雲際會，他們「寧可做一個舊時代的叛徒，而不要做一隻放在潮溼黑暗房子裡的花瓶」。60年代，台灣學生在全球性的反叛年代缺席的這個恥辱，他們常耿耿於懷......
南部「大革會」：
南下採訪「大革會」的第4站是嘉義火車站。
羅正方，成功大學航空測量研究所一年級。他目前擔任「大革會」活動執委。9月9日，他和十幾名南部「大革會」成員在吳鳳去逝218週年這一天，手持著抗議吳鳳神話的黃色布條，站在街頭演說。不久前，羅正方在成大校圍內以搞原住民權利運動起家，曾抗議「唐山過台灣」這部電影在校內放映，嚴重地扭曲、汙扉原住民族的人民尊嚴。
在吳鳳銅像下方，羅正方手指著銅像說: 「這是漢族青年的恥辱，我們學生，不僅要會唸書，也要為內心的良知扭身出來說話。」然後，這群「大革會」青年沿著嘉義市中山路，挨家挨戶，發送「全面刪除吳鳳神話」的說議書。這次聲援抗議活動，共有30餘個社會團體參加，「大革會」是其中一個。
「這次抗議行動，我們『大革會』內部的決議原則，就是不要反客為主，應該讓原住民自己說話，」趕回到羅正方的宿舍，我們的話
題便轉回到「大學法改革」他說:
「現行的大學法把校凰當作公共營造物。訓導行政人員是管理者，教授師資是營造物的硬體設備，學生不是主權完整的法人。訓導法規的權力來自於片面規定的特別權力關係，迫使學生喪失相對權利和上訴權。如果，我們在校外觸犯了司法罪，特別權力關條又沒有保障學生的合法性......。如此下來，我們學生等於受到雙重法律的負擔。」
羅正方再三地強調，「營造物管理」和「特別權力關係」是德國法西斯與日本軍國主義的封建產物，緊緊地控住了學生作為大學主體的權利，他說:「學校規定理頭、穿制服......，這種種規定，都是特別權力關條所導引出來。」然後，他從臥室的書架上，抽出一本成功大學「學生手冊」，和我們討論「學生活動中心組織章程」的問題，依據該組織章程第一章總則第一條規定，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活動中心係依據「救國團」的組織通則而設立，「救國團」學生活動中心是最高權力機構。
因此，「營造物管理」、「特別權力關條」和「校園黨部」這「三座大山」的束縛，使大學生淪為毫無憲法保障的次等公民，更遑論作為「大學知識社區」的主體。羅正方又說:「教授和學生是大學校園裡負責創造知識的主體，因此，應該是這個知識社區的管理者，而不是被管理者和被支配者。」
吳鳳，一個讓羅正方感到羞恥的記號。「校園黨部」，則捶煉他做為一名校園民主運動者。
結社自由、出版自由、和資訊自由，這林林總總的校園理想，使羅正方跌入一場惡夢。1986年9月，羅正方聯合全校各系學代會簽署，呼籲創辦一份新聞刊物「經緯社」，而活躍於校園輿論的推展活動。創刊後，羅正方擔任「經緯社」社長，有一名自稱是關心校園民主的記者跑來，提供各種校內行政醜聞，請同學喝咖啡吃飯。直到有一天，校內安全小組的人氣沖沖地跑來質問羅正方：「你向那名記者透露了什麼?他是調查局的人。」
「校內安全小組，隸屬於國家安全局，」羅正方補充地說：「這項秘密抖出來以後，我才知道校圍情治活動無孔不入，而且有派系矛盾。」
從此以後，羅正方聰慧、地運用這個派系矛盾，施放煙幕，讓校內兩個情治系統忙得團團轉，並製造矛盾夾縫的空間，極力推展「經緯社」的輿論工作。
這種矛盾中求生存的經驗，並不是每一位同學可能碰到的問題。「可是，當你想在校內做一點事情，就可能遭遇到各種不能想像的困難..... 。」羅正方說。
1986年10月28日對羅正方來說， 則是他一生最大的轉捩點。
他在校園內舉辦「人間雜誌反杜邦座談會」，邀請關曉榮、楊渡和蔡明德等人到校演講。1986年10月 28日這天夜晚，他因為母親病危守 在台北的醫院病房，不克親自主持座談會而感到愧責。不料，他在病房內接到「經緯社」同學的電話:
「學校不准辦這場座談會」。
電話那一頭的聲音很緊急，座談會馬上就要開場。第二通電話又響，是校園安全人員打來的。「我母親病危，無法趕回學校。」羅正方在電話裡苦苦地解釋。
「除非你本人趕回來解釋，否則，座談會不准辦！」校園安全人員這樣說。
就是那個最後一夜，羅正方在趕搭火車的途中，母親不幸去逝了。
北部「大革會」
離開台南，羅方正又陪著我們，轉到高雄採訪「人文社會研習社」。路途中，他絲毫沒有提及這件往事，直到我們採訪北部「大革會」，副總幹事侯褔義才聊起了這件事，而恰恰好我和蔡明德、就是參加那天座談會的人，驟然間，才為自己被矇在鼓裡，不曾向羅正方說聲抱歉而感到愧疚不已。
羅正方，一個負責盡職，能夠忍下重大痛苦的青年，漸漸地，也為這次採訪勾劃出這一代學生運動的意志和力量。
這幾天，「大革會」密集地召開幾次主幹會議，每次議題都經過反覆討論。包括「大革會」會館、「大學報」機構刊物(名字暫定)，起草「學生反歧視宣言」等等。談公務的電話來得十分緊密，一切似乎只等蓄勢待發了。
「我們將總結過去階段的經驗！」主席團陶宗瑋這樣說。
「避免打混戰，」曾昭明也補克說明：「現在，運動的思想已經愈來愈成熟，這是一個事實。但如何找尋新的運動結合？仍是重大的考驗。如果後備力量不夠強大，理論人才不夠豐富。犬家只是一昧地發表宣吉，和廣大的學生沒有對談的焦點，對運動來說，無寧是前害多於助力吧。」
學生在改造社會的歷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台灣校園問題在哪裡？改造行動要落實到哪裡？
曾昭明主動地提出這兩個問題討論。他說：「改革大學法，在現階段運動中，只是一個過渡性的目標。我們不可能立即採取爭議性很強的議題作為訴求。再說，校園民主的力量不夠紮實鞏固，一切就必須講求落實。」
1986年，法國學生運動領袖龔本第曾經說：「大學生是一個很不一致的社會集團」。同時也是一個過渡集團，擁有各自不同的社會期望，從而增加他們的不一致性。因此，很明顯，「大革會」的初期目標在於「一致性」，和掌握時間的趨勢。
今年9月13日，「大革會」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行「大學法改革」座談會和記者會，正式向社會提出第一號文件：「學生反歧視宣言」。在草擬宣言的動機上，陶宗瑋作了說明，他說：「實際上，它運動策略的意義大於運動理論。這是我們針對學生運動一貫採行的社會包圍校園政策，私下檢討出來的結果。」「簡單地說，學生校園至今仍然是台灣社會中，思想和行動最落後、最保守的領域。在整個台灣民主化、自由化的過程，校園和社會的差距很大，因此學生運動只好假藉全社會的主要議題，搬到校園內再生產，喚醒整座寂靜、荒漠的校園......， 」陶宗瑋說：「因此，要拉平這中間差距，我們提出『歸還學生公民權』的呼籲。」從根本上來說，「學生反歧視宣言」，則是企圖先確立大學生的社會位置是什麼?在曾昭明著手研究大學法改革時，他發現到，大學生不僅僅只是陷於特別權力關的全盤籠罩，「同時，在一切行政措施或教學過程中，學生只是單純地被視為教化的對象，必須忍受各種歧視、壓制和打擊。我們被規範成為『被教育和被訓導』的對象！」曾昭明說完話，又補充了一點意見：「不管我們在運動中提出什麼議題，從來就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這是我們要打破歧視的根本理由。」此外，從更深遠的意義來看，「大革會」也認為，「要建立學生運動作為自主而獨立的社會力量，必須先肯定學生的主體性。否則，所謂學生成為社會改革先鋒隊的理想目標，就會落於脫口空言，從而淪為外在勢力的附傭團體。」「社會包圍校園」策略，是一種承認台灣學生運動的弱質性，以及台灣特定的政治情況下，不得不採用的辦法。「大革會」表示，「除非校園和社會的民主化差距被拉平，否則，這項傳統策略仍會繼續使用。」
一個讓人驕傲的答案總的來說，至今還有人懷疑，「台灣究竟有沒有學生運動？」這項懷疑，恰恰好顯示了它曾經是一種絕滅的願望。在戰後40年，在台灣校園已變成廢然、荒蕪的社會角落以後，台灣老一代知識份子(似乎不再寄望它會是改造社會的泉源。曾幾何時，老一代知識份子的願望被遺忘了。學生則悄悄地開會討論，搞串聯組織，從而尋找自己的運動模式。此時此刻，這一群比較用功讀書，思索台灣前途問題，不願耽溺於校園逸樂化的青年學生，正一步一步地撞擊著社會脈搏，重新點燃了老一代知識份子長期抑悶於內心的熱切期待。「是真的嗎？他們真地讀了這些書籍，讀懂了嗎？」老一代知識份子常常這樣問。這個知識和歷史的斷層，已經闊別的餘年，積累了一層厚厚的殘渣。現在，總算出現一線希望和曙光。「但，並不意味著這是一條平坦的道路，」「大革會」提出說明和自我鞭策的話，又說：「至少，在未來發展的兩年內，是學生運動的關鍵年。目前，擺在台灣資本主義社會的領域來看，學生運動的原動力，只是一種經驗的社會正義，而不是階級問題。」
因此，「大革會」自我解嘲地說：
「當運動搞失敗了，仍然可以程到中小企業界討生活，這種情況，就遠遠不能和韓國學生遲動或五四運動相比。」以南韓學生運動來說，恰恰好是因為在學生運動的長期奮門中，大批大批的優秀學生遭到退學，逮捕坐牢，或主動地隱瞞自己的學生身份，跑到工廠做工，才把學生和工人運動組織結合起來。
「可是，台灣工人生活的困境，目前正是學生運動最陌生的領域，也就是因為如此，學生根本無法針對工人問題提出改革主張。」「大革會」同時也作了這樣的聲明：「從各國學生運動的經驗來看，他們大部份是往工人群眾中尋找運動的資源和方向，然後才轉化成為工人運動、社區運動、婦女運動或西德、綠黨模式的反公害運動。」
至於農民問題，以台大農學院為主體的「濁水溪社」目前已經加盟進入「大革會」，在未來的角色功能上，「大革會」希望以該社社長黃國城為首，積極地帶領「大革會」去探索台灣農民問題。「我們發現到，農這個官僚附屬機構，嚴重地壟斷了台灣農村的經濟命脈。」
黃圍城說。而且，事實上，從台灣並不是掌握在全斗煥、盧泰愚、或金大中等人的手上，他們只是跟隨著學生運動的尾巴跑，真正推動歷史進步的力量，仍舊操控在幾個學生運動領袖的掌握中。」
這的確是一個讓人驕傲的答案。
當我們告別「大革會」，除了打從內心擔憂著學生運動內部的宗派思想，深深地期望在兩年之內不致於擴大惡化，以致於再次嚐到了自我崩解的惡果，也同時寄望於這一群「大革會」的青年朋友，「自由、平等、博愛的戰鼓已經蛾響了，下一步，就是團結有力的時刻了。」農村破產的這個嚴酷事實，引伸討論到美國農業產品大量傾鎖台灣市場，加速破壞台灣農村社會的利潤分配。「這一點，已經廣泛地引起學生的反美情緒。我們必須拒絕吃麥當勞，聽說，就有南部學生拿石頭去砸麥當勞速食店......。」黃國城又說。
最後，這次採訪「大革會」的主要議題，在於學生運動是不是改造社會的主導力量？而不應該只是任何政黨的尾巴。他們的答案是：「超政治運動的團體」。他們斬釘截鐵地舉出南韓學生運動作為例子，他們說：「南韓政府的一切改革行動，並不是掌握在全斗煥、盧泰愚、或金大中等人的手上，他們只是跟隨著學生運動的尾巴跑，真正推動歷史進步的力量，仍舊操控在幾個學生運動領袖的掌握中。」
這的確是一個讓人驕傲的答案。
當我們告別「大革會」，除了打從內心擔憂著學生運動內部的宗派思想，探裸地期望在兩年之內不致於擴大惡化，以致於再次嚐到了自我崩解的惡果，也同時寄望於這一群「大革會」的青年朋友，「自由、平等、博愛的戰鼓已經喊響了，下一步，就是團結有力的時刻了。」
〈76年10月〉人間
◎撰文 官鴻志 攝影 蔡明德
大革會前夕
這不是一條光滑、平坦的起跑線；不是教育單位撥款建設起來的跑道。起跑線上，來自全省11所大學和13個「地下學生社團」的百餘名同學，卻自己鳴放了槍聲，向著「大學法改革」的目標奔去。
戰後40年，台灣終於出現第一個全省聯盟的學生組織，名叫「大革會」於今年7月18日正式宣告成立。
早在7月10日和30日這兩天，蔣經國總統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李煥，都分別發表了政策性的重要談話: 「大學教育是否應該配合時代環境的變化而有所調整，使大學教育與社會發展相適應；其中，大學法是否應作適當修正也應一併研究。」蔣經國作了上訴表示。
這席話，加速鞭策了教育部修訂大學法的腳步，也聯繫到教育部的三項具體措施上：
一、提高教育部訓育委員會的決策層次。
二、由官方學者組成「大學法修訂諾詢小組」，召開學校行政主管和校務會議代表舉辦北、中、南區討論會。
三、以學生為對象，各大學活章中心聯合召開會議。
以上所述，由教育部推動起來前討論和文宣工作，正朝向著所謂「校園向左轉」這個假想敵人，大加這伐，從而製造了校園總動員的緊張景象。這一股背后隱藏的暗流，也是戰後40年所罕見的。相對於教育部的強悍作風，「大革會」只是一個弱勢團體，同時也是全省第一個具有整合力和凝聚力的學生聯盟組織。在運動階段中，他們取得正義號召的勝利，有不可忽視的潛在方量。尤其是，站在更廣大的歷史視野來看，這種以組織對抗組織，企圖擺脫台灣校園內「安全.訓導﹒黨化教育」的控制手段，從而建立起學生公民權和校園主體性的抗爭模式，倒是破天荒的第一招。
今年暑假，「大革會」重新編整，召開幾次幹部訓練營和生活營，生猛地鼓躁著寧靜的校園角落。九月中旬，學校開學以後，這一股靜靜跳動的校園脈轉，點綴著打從南方傳來的楚歌，已經暗中成為同學們關注的話題，同時，「大學法修改」和學生作為校園主體的這個問題，終於獲得廣泛討論。
從四年前到「大革會」成立前夕，各校學生領袖奔走於南北途中，結交朋友，徹夜討論。其間過程曲折、艱苦，有人曾經作這樣的比喻:「是一部上乘的校園小說題材。」
現在， 「大學法修訂」被搬上校主舞臺，成為台灣學生運動的舞台，成為台灣學生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至於這項訴求的目標如何？也有人提出質問：「矮化的路線訴求，只是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分配。最終，可能會被校園內外的機會主義制度所消費掉！」
面對這林林總總的質問，「大革會」不作草率的答辯;或者勿寧說，在運動方向的摸索途中， 「大學法修改」是最初階段的目標，也是採取單一議題，共識明確，追求最有效途徑的抗爭型式。因此，他們的答辯只有一句話：「校園，才是唯一檢驗的場所。」
無論如此，這是一條嶄新的起跑線
「五人小組」打天下
一年餘下來，我們斷斷續續地趕到校園民主運動的現場，我們總感覺到，這是一個永遠做不完的報導題材，也是80年代台灣社會解嚴前產的一項重大記錄。在台大普選事件，李文忠事件、自由之愛，大學改革請願團，華西街抗議妓女販買，車埔挖墳事件，抗議吳鳳神話，反杜邦運動，二林葡萄農調查，礦災現場，三晃農藥廠污染事件，大潭村鎘汙染調查，教師人權等等事件行動中，屢次看見這一代青年學生積極加入改革社會的行列。有鑑於此，我們總結過去和現在校園的採訪，初步提出一份報告，供社會大眾參考。
1982年，以台灣大學「大論社」 為主體的5人小組，積極策劃了普選行動。這5人小組，可以說是台灣後美麗島時期學生運動的創始人，同時，他們也建立起「大論社」取得運動主導權的歷史傳統。
據當時的領導人之一劉一德回憶：
「本來，我們只是一群成天聚在一齊聊天喝酒的小混混，後來，有一個好事的傢伙，不知從那弄來一些馬克思與韋伯的書籍，讀了之後，才知道應該做一些有理想的事。」
是的，學生的凝聚方式其實很簡單，以劉一德為例子， 「初期，他的一些朋友和群眾，都是酒量闖出來的啊。」他的朋友這麼說。
可是，純粹的人情關係和組合，必須透過行動，才能鍛鍊或深刻化學生運動的組織。於是，從5人小組開始，他們用發傳單與噴漆的方式「練膽」，甚至每天一大早，偷偷地溜進教室，把「要求普選」的口號寫在黑板上。當然每天校工都把標語擦掉了，但長期這麼幹下來，幹部被訓練得敢站出來公然反對校方，普選的要求也擴散到校園各個角落。
同年2月28日，也就是歷史上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那天，他們半夜裡跑到二二八事件的關係人彭孟緝家門外，在牆壁上潑了一桶紅色油漆。當時，這件事引起了，情治單位極大的震撼！逮捕這群學生的風聲自然而然就傳了出來。為了避風頭，他們分散躲到各地。其中一些逃避不及的同學，被情治單位約談、偵訊。
但由於在校園活動中所培養起來深厚的工作感情，情治單位的偵訊並沒有結果，只苦了被偵訊的同學，遭受皮肉、精神的折磨。
這群學生的努力，給後來幾年台大的學生運動打下了廣闊、紮實的基礎！
從劉一德到吳叡人，一般戚認為是打天下時期。這一群具有反體制色彩的學生，由吳叡人率領，初步佔領了台大代聯會，正式把普選手日校園民主化問題帶到學生議會上討論。
1983年6月，「前進周刊」以封面故事報導吳叡人當選台大代聯會主席的消息，首度引起校園民主運動內部的強烈爭論，針對於運動內部是否接受台灣反對勢力介入?是否會造成內部劣質化等等負面作用的諸種問題，成為一項重要的自我接討。
「大新社」社長陳裕鑫首先撰文呼籲: 「校園改革應該和校外劃清界線」。
1983年10月8日，台大校園出現第 一張地下傳單「告台大同學書」，主張學生言論自由和學生自覺，並反對代聯會主席選舉制度。這張傳單，造成一定的啟蒙作用。但總的來說，這時期的學生運動並無法擺
脫反對勢力的影響，在行動高度上也遠不及政治逼動。這是保釣運動退潮以後的結果，再加上國民黨40年軍政結構的教育控制下，台灣校園徹底喪生了進步思想的傳統，因此，黨外思想成為校園內唯一供據的養料。
這時候，各校學生領袖和研究生紛紛進入黨外雜誌工作，成為一批能編、能寫的文宣人材，這批人材大量流到校園從事再生產，形成一套學生運動內部的供需關條和政治上的視野。其負面作用，則是迫使台灣學生運動變成黨外雜誌的「消費品」和「編輯傭工」，而無法自拔。
由於編輯工作上，校園學生側面地介入黨外政團的派系紛爭，深入瞭解到反對陣營的權力結構，他們被迅速地新陳代謝，漸漸喪失了一份反抗的政治理想，其結果是虛無化或更堅定自己的宗派立場；大約是黨外雜誌的巔峰時期，學生運動內部也同時展開了自我批判，重新檢討校園民主運動是否必須依附於政治運動之下？這一點，台灣學生倒是領先社會群眾，更早警覺到，必須找到一個「獨立而自主的思想和行動空間」。
但這項檢討，儘管成為運動內部的一種道德約束力，卻完全無法遏阻學生「進出」黨外雜誌的事實。他們自我解釋的理由大半是「為了賺錢」。至於所謂民主理想的終極目標，必須回歸到校園的呼求，也為下個階段的學生運動舖下了與黨外決裂的警告與覺醒。
粗略地說，這個階段，一直到李文忠事件，可以稱之後美麗島時期學生運動的第一梯隊，成員的主要特色是講究行動和打天下。同時，在這個階段中，也不可忽略一個事來，那就是來自校園內右派學生的反撲行動。其中，最膾炙人口的一篇文章，就是吳叡人所寫的: 「給你，鴕鳥」。這時候，吳叡人已經是右派學生打擊的主要對象，他這樣說：
「我相當縈幸地成為你們雜誌所看重的對象。......你們紮了一年稻草人，打了一年稻草人的結果，除了成功地對外塑造一個扭曲的吳叡人外，只是提供了大量的一手資料，讓我有機會更進一步觀察到你和你的朋友們心靈的荒原而已。」
吳叡人的話，相當發人深省。
1984年5月4日，吳叡人辭去台大聯會主席以後，到教育部陳情抗議，並遞上一份「教育改革意見書」，同時，他在「給校長的一封信」中指出: 「做為批判世俗，燭照社會的所在，台大的社會改革動力巳然委縮。」
學生地下刊物的全面勝利
1985年5月4日，「輔大新聞社」因為抗日作家楊建專輯引起校方注意，繼而因為光復節專輯受到校方故意拖延，學生只好強行出刊，校方則以「社團不夠民主」為理由，下令解散停刊。 12月31日，「輔大新聞社」出版了台灣第一份校園地下刊物「改造」，並且聲明：「獻給所有勇於抗爭的青年！」
「改造」的創刊號上，刊登一篇林希翎的專訪文章：「是墮落的革命家，還是進步的改良份子？」這篇訪問，乃針對自由主義是不是機會主義者的一種表現？向林希翎提出強烈的質問。
根據「改造社」的回憶，採訪當天，林希翎正忙著為黨外競選活動演講，演講結束後，兩名「改造社」成員把林希翎從街上「攔劫」進入一家咖啡廳。「起先，林希翎拒絕接受訪問，」改造社青年又補先地說：「並且向我們提議收費。可是，等到大家坐下來深談，她似乎被年輕小伙子的熱情理想煽動了，她滔滔不絕地為自己辯護......。最後，她不再向我們提及收費的問題。」
從「改造」到台大「自由之愛」，後美麗島時期學生運動進入「地下刊物」的巔峰狀態。其中包括政大「野火」、輔大「野聲」、中央「啟禱」、台大「濁水溪」、高醫「人文社會研究社」、逢甲「民風」、北醫「抗體」、成大「平等域」等等。以上各個學生地下刊物社團，除了逢甲「民風」，政大「野火」和「自由之愛」目前已告解散，大部份都加盟進入「大革會」。此外，原住民知青創辦的理論刊物「高山青」也申請加入。
等待彌賽亞？或走人民間社會？或讓粗糲大地磨破了學生的細緻雙足？漸漸地成為這個階段學生運動的判分標準'即所謂的「理論與行動實踐的再思考」。同時，這種理想上分歧點，落實質到「改造社會的預備隊」這句口號，使學生領袖們不得不鑽往書堆裡尋找答案。從地上和地下校園理論刊物來看，也呈現出熱鬧繽紛的氣象。這時候，體制派系統的學生刊物幾乎沒有置啄餘地，從運動陣營中退席，甚至失去了討論的必要。
一群飛奔的羚羊
反過來說，反體制學生運動的思想出路，則以飛奔羚羊的姿勢和速度，向前跨越。最主要的特色是「校園/社會」解凍以後，終極的理想在那裡?或根本否認終極理想。1987年，台大「自由之愛」在「南方雜誌」發表:「新社會宣言」，立刻成為學生運動思想出路的爭論點。
這個爭論點，追根溯源起來，就是自從吳叡人倡導「社會包圍校園」策略，經過台大「自由之愛」的實踐成功以後，另一個總結經驗的探討與試圖突破，也充份型構成學生運動第二梯隊成員的主要議題。在第二梯隊階段，從事思想理論工作已經主控了運動領導權。這個事實，也確切建立了學生運動不是「黨外尾巴」的新形象，邁向「獨立而自主的思想/行動空間」，並且向著官方政治文化霸權提出挑戰，從而思考到「政治社會」和「文化社會」之間，學生是不是革命主體的力量?最明顯的例子，他們不再相信「普選」是萬靈丹，而是提出「學生政府」這個概念。學生是不是革命主體的力量？這個質疑，「新社會宣吉」基本上是否認的。宣言上說: 「個人的投入運動，勢將基於生活世界中有效資源的掌握及動員。因此，這種不斷向前辯證否定的過程，並不是革命的累加，而是基於具體實踐策略，逐步擴大改革的領域。」因此， 「新社會宣言」徹底切斷「革命/改革」的迷思，主張皮體制改良主義是一種沒有有彼岸、不斷向前的抗爭過程。
此篇宣言為什麼引起爭論？理由何在？恐怕必須從運動的內部和外部來解釋。
首先，宣言中指出：「統獨述思，台灣結對中國結，政黨區分，省籍區分、乃至階級區分，都顯得次要而加以揚棄。」這林林總總的問題，是不是一般參與學生運動的人感到立即而迫切的問題？「如果，當中南部大學生還停留在爭取餐廳、宿舍的權利問題，那麼如何拉平北部和中南部學生的認知差距？才是當務之急吧！」「大革會」主席團成員之一陶宗瑋這樣說。
問題是，接受採訪時，陶宗瑋表示「大革會」的運動路徑並無二致，現階段比較側重於動員校內有效資源，所以恐怕又會轉回到校園「打天下策略」，而不十分急於理論建立。
很明顯，對於外界有人刻意地挑撥分化「大革會」和「自由之愛」的矛盾，「大革會」採敢相當包容的態度，陶宗瑋很謹慎地說:「今年 3月，『自由之愛』首先提出大學法 必須修改。基本上，『大革會』就是繼承這項主張，設定自己的運動路線。」
針對外界所謂兩批激進學生遲早要分道揚鍵的傳言，也頗讓「大革會」感到困擾。因為，「大革會」以整合為訴求目標，在起步階段，必須異中求同才是照顧大局的做法。同時，據瞭解，目前「自由之愛」已經完成階段性使命，這個由臺大四個社團組成的聯盟也告解體。其中，「大陸社」和「三研吐」進入代聯會執掌兵符；「大新社」因被迫停社期滿，將重整再出發 ；「大論社」的部份成員，例如許在杰，劉大福、黃永貞則加盟「大革會」，成為主幹。因此緣故，所謂分裂云云純粹是刻意擴大運動陣營矛盾的伎倆而已。
至於外部因素，「新社會宣言」引起爭論的理由何在？「大革會」主席團成員曾昭明說：「主要還是反對勢力在意識型態上的歧異，投射到學生運動內部所造成。」這種路線抗辯，有一點類似「五四運動」到「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文化紛爭，當時，中國究竟要進行階級革命葳召開國民會議，成為中國知識份子投身大革命前夕的探索方向。因此，在台灣學生運動缺乏主動性的活力之前，外部因素的影響是無可避免的。以這次「新社會宣言」來說，其中尚且包括臺灣意識派的主張，除了把學生不願意談統、獨問題的傾向，認定是「克斥著反民族情緒」 ，並譏諷反體制改良主義是「投降哲學」，同時指出這是「反對政策的中間迷霧」，「乘機奪取在新生精英階級中的政治地盤的策略」。這種規模縮小的論戰，可以顯見，站在學生運動的立場來看，是被迫早產的運動困思，也製造運動內部的緊張狀態。
「大革會」既是繼承「新社會宣吉」之後誕生，同時，它的成員大半是過去學生運動中要在光燈以外的各校學生領袖，比較沒有歷史包袱，而且當台大學生汲汲於校內活動時，他們卻奔走於南北串聯，打更大的天下。因此在運動經驗上，他們另有組織擴大後的多層考慮，凡事都經過慎恩和充份討論。「大革會只是過渡階段，這一點我們很清楚，」陶宗瑋補充地說：「因此，我們比較講究如何完成這個階段目標。」
在台灣學生運動的第三梯隊末期，「大革會」是一隻黑馬，並負有第二梯隊過渡到第三梯隊的主導任務。透過上述歷史背景的分析報導，我們試圖找到「大革會」的社會位置和歷史位置，下一階段，「大革會」將開創出何種運動性格與方向？也必然和臺灣社會的改造運動息息相關。因為，它已經暗地裡滋長茁壯了自己的生命。
有抗爭，才有進步
1987年9月，台北金華園中操場， 一項紀念會場上。抗日前輩周合源先生站在主席臺左側，低沈地說:
「我很慚愧，我這一代表沒有完成的時代使命，到今天，還是沉重地落在青年人的肩頭。」周老先生坐過日本人的牢，也坐國民黨的牢。這個歷史掌故，臺下群眾都清楚。
講完一席話。他捧著紀念獎狀，很感激地頒給「自由之愛」和「大革會」學生青年，肯定這一年的校園民主運動。主席臺下，頓時響起如雷的群眾掌聲。這一段綿密而熱情的掌聲，即刻成為台北街頭的議論話題：
「你覺不覺得學生很受到群眾歡迎! J
「那是一種鄉情，一種喜悅。群眾似乎親眼看見鄰居的孩子長大了，懂事了。」
自從「大革會」被迫曝光以來，這是第一度公開亮相的場面。其實，在校園黨部的黑名單當中，他們的名字並不陌生，每一個人都有講不完、一筆佳的痛苦經驗，可絲毫沒有挫敗下來。今天晚上，他們扭扭的站在麥克風後面，由主席團曾昭明發表講話，「有權力，才有民主；有抗爭，才有進步。」他說。
這一幅抗日前輩到80年代學生運動，頗具有歷史傳承意味的畫面，引導我們進入「大革會」採訪。在此以前，在「大革會」祕密地搞串聯時期，其間過程大致上是這樣的:
1983年，當全省各個大學校長仍然陶醉於新資本主義的校園硬體設備，搞游泳池，建設中正圖書館。校園內卻悄悄地起了變化，進步青年開始有了一個共同議題。那就是：校園民主化運動如何跨越校際的圍籬，如何活絡起來。1985年6月，由臺大、文化、輔大學生聯合倡議聯盟的構想，透過他們積極推動，開始起了發酵作用。
1987年7月，北部地下學生社團再度把這個議題帶到高雄大寮鄉，參加南部學生私下主辦的生活營，集中討論三天。這次會議，大家熱烈討論的「南工北學聯盟」，頗受到高雄工人運動的刺激影響，也開始檢討到學生和工人結合成為台灣民主行動的整股力量，在實踐策略上是否可能？為何不在學生運動內部
先做好鞏固工作?
大家討論的結果並沒有答案。隔天， 7月5日，這夥青年學生集體北上，參加「南方雜誌」舉辦的生活營，又再次進行討論。
「記得是酒甜耳熱之際，大家議論紛紛。但，漸漸地趨向於單一焦點和行動設計。在高雄臨告別的時候，有人建議，將名字取為『大學法改革促進會』......。」
接受採訪時，「大革會」這樣回憶地說。
7月18日，「大革會」在台灣大學附近召開成立大會，共有22名代表和數名列席者參加。22日，全省學生聯盟組織的消息走漏，被一名外圖學生出賣給黨外雜誌，成為各報競相報導的新聞。30日，蔣經國總統針對這項問題，發表關切談話。
1985到1987，是全省、學生運動的第一個關鍵年，也是校園「安全﹒訓導﹒黨化教育」結構開始解凍的時候。有大批的博士、碩士、大學生和高中生共同結合，在全省各個角落因為「改革願望」的怒濤湧起，風雲際會，他們「寧可做一個舊時代的叛徒，而不要做一隻放在潮溼黑暗房子裡的花瓶」。60年代，台灣學生在全球性的反叛年代缺席的這個恥辱，他們常耿耿於懷......
南部「大革會」：
南下採訪「大革會」的第4站是嘉義火車站。
羅正方，成功大學航空測量研究所一年級。他目前擔任「大革會」活動執委。9月9日，他和十幾名南部「大革會」成員在吳鳳去逝218週年這一天，手持著抗議吳鳳神話的黃色布條，站在街頭演說。不久前，羅正方在成大校圍內以搞原住民權利運動起家，曾抗議「唐山過台灣」這部電影在校內放映，嚴重地扭曲、汙扉原住民族的人民尊嚴。
在吳鳳銅像下方，羅正方手指著銅像說: 「這是漢族青年的恥辱，我們學生，不僅要會唸書，也要為內心的良知扭身出來說話。」然後，這群「大革會」青年沿著嘉義市中山路，挨家挨戶，發送「全面刪除吳鳳神話」的說議書。這次聲援抗議活動，共有30餘個社會團體參加，「大革會」是其中一個。
「這次抗議行動，我們『大革會』內部的決議原則，就是不要反客為主，應該讓原住民自己說話，」趕回到羅正方的宿舍，我們的話
題便轉回到「大學法改革」他說:
「現行的大學法把校凰當作公共營造物。訓導行政人員是管理者，教授師資是營造物的硬體設備，學生不是主權完整的法人。訓導法規的權力來自於片面規定的特別權力關係，迫使學生喪失相對權利和上訴權。如果，我們在校外觸犯了司法罪，特別權力關條又沒有保障學生的合法性......。如此下來，我們學生等於受到雙重法律的負擔。」
羅正方再三地強調，「營造物管理」和「特別權力關係」是德國法西斯與日本軍國主義的封建產物，緊緊地控住了學生作為大學主體的權利，他說:「學校規定理頭、穿制服......，這種種規定，都是特別權力關條所導引出來。」然後，他從臥室的書架上，抽出一本成功大學「學生手冊」，和我們討論「學生活動中心組織章程」的問題，依據該組織章程第一章總則第一條規定，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活動中心係依據「救國團」的組織通則而設立，「救國團」學生活動中心是最高權力機構。
因此，「營造物管理」、「特別權力關條」和「校園黨部」這「三座大山」的束縛，使大學生淪為毫無憲法保障的次等公民，更遑論作為「大學知識社區」的主體。羅正方又說:「教授和學生是大學校園裡負責創造知識的主體，因此，應該是這個知識社區的管理者，而不是被管理者和被支配者。」
吳鳳，一個讓羅正方感到羞恥的記號。「校園黨部」，則捶煉他做為一名校園民主運動者。
結社自由、出版自由、和資訊自由，這林林總總的校園理想，使羅正方跌入一場惡夢。1986年9月，羅正方聯合全校各系學代會簽署，呼籲創辦一份新聞刊物「經緯社」，而活躍於校園輿論的推展活動。創刊後，羅正方擔任「經緯社」社長，有一名自稱是關心校園民主的記者跑來，提供各種校內行政醜聞，請同學喝咖啡吃飯。直到有一天，校內安全小組的人氣沖沖地跑來質問羅正方：「你向那名記者透露了什麼?他是調查局的人。」
「校內安全小組，隸屬於國家安全局，」羅正方補充地說：「這項秘密抖出來以後，我才知道校圍情治活動無孔不入，而且有派系矛盾。」
從此以後，羅正方聰慧、地運用這個派系矛盾，施放煙幕，讓校內兩個情治系統忙得團團轉，並製造矛盾夾縫的空間，極力推展「經緯社」的輿論工作。
這種矛盾中求生存的經驗，並不是每一位同學可能碰到的問題。「可是，當你想在校內做一點事情，就可能遭遇到各種不能想像的困難..... 。」羅正方說。
1986年10月28日對羅正方來說， 則是他一生最大的轉捩點。
他在校園內舉辦「人間雜誌反杜邦座談會」，邀請關曉榮、楊渡和蔡明德等人到校演講。1986年10月 28日這天夜晚，他因為母親病危守 在台北的醫院病房，不克親自主持座談會而感到愧責。不料，他在病房內接到「經緯社」同學的電話:
「學校不准辦這場座談會」。
電話那一頭的聲音很緊急，座談會馬上就要開場。第二通電話又響，是校園安全人員打來的。「我母親病危，無法趕回學校。」羅正方在電話裡苦苦地解釋。
「除非你本人趕回來解釋，否則，座談會不准辦！」校園安全人員這樣說。
就是那個最後一夜，羅正方在趕搭火車的途中，母親不幸去逝了。
北部「大革會」
離開台南，羅方正又陪著我們，轉到高雄採訪「人文社會研習社」。路途中，他絲毫沒有提及這件往事，直到我們採訪北部「大革會」，副總幹事侯褔義才聊起了這件事，而恰恰好我和蔡明德、就是參加那天座談會的人，驟然間，才為自己被矇在鼓裡，不曾向羅正方說聲抱歉而感到愧疚不已。
羅正方，一個負責盡職，能夠忍下重大痛苦的青年，漸漸地，也為這次採訪勾劃出這一代學生運動的意志和力量。
這幾天，「大革會」密集地召開幾次主幹會議，每次議題都經過反覆討論。包括「大革會」會館、「大學報」機構刊物(名字暫定)，起草「學生反歧視宣言」等等。談公務的電話來得十分緊密，一切似乎只等蓄勢待發了。
「我們將總結過去階段的經驗！」主席團陶宗瑋這樣說。
「避免打混戰，」曾昭明也補克說明：「現在，運動的思想已經愈來愈成熟，這是一個事實。但如何找尋新的運動結合？仍是重大的考驗。如果後備力量不夠強大，理論人才不夠豐富。犬家只是一昧地發表宣吉，和廣大的學生沒有對談的焦點，對運動來說，無寧是前害多於助力吧。」
學生在改造社會的歷程中扮演什麼角色？
台灣校園問題在哪裡？改造行動要落實到哪裡？
曾昭明主動地提出這兩個問題討論。他說：「改革大學法，在現階段運動中，只是一個過渡性的目標。我們不可能立即採取爭議性很強的議題作為訴求。再說，校園民主的力量不夠紮實鞏固，一切就必須講求落實。」
1986年，法國學生運動領袖龔本第曾經說：「大學生是一個很不一致的社會集團」。同時也是一個過渡集團，擁有各自不同的社會期望，從而增加他們的不一致性。因此，很明顯，「大革會」的初期目標在於「一致性」，和掌握時間的趨勢。
今年9月13日，「大革會」在台大校友會館舉行「大學法改革」座談會和記者會，正式向社會提出第一號文件：「學生反歧視宣言」。在草擬宣言的動機上，陶宗瑋作了說明，他說：「實際上，它運動策略的意義大於運動理論。這是我們針對學生運動一貫採行的社會包圍校園政策，私下檢討出來的結果。」「簡單地說，學生校園至今仍然是台灣社會中，思想和行動最落後、最保守的領域。在整個台灣民主化、自由化的過程，校園和社會的差距很大，因此學生運動只好假藉全社會的主要議題，搬到校園內再生產，喚醒整座寂靜、荒漠的校園......， 」陶宗瑋說：「因此，要拉平這中間差距，我們提出『歸還學生公民權』的呼籲。」從根本上來說，「學生反歧視宣言」，則是企圖先確立大學生的社會位置是什麼?在曾昭明著手研究大學法改革時，他發現到，大學生不僅僅只是陷於特別權力關的全盤籠罩，「同時，在一切行政措施或教學過程中，學生只是單純地被視為教化的對象，必須忍受各種歧視、壓制和打擊。我們被規範成為『被教育和被訓導』的對象！」曾昭明說完話，又補充了一點意見：「不管我們在運動中提出什麼議題，從來就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這是我們要打破歧視的根本理由。」此外，從更深遠的意義來看，「大革會」也認為，「要建立學生運動作為自主而獨立的社會力量，必須先肯定學生的主體性。否則，所謂學生成為社會改革先鋒隊的理想目標，就會落於脫口空言，從而淪為外在勢力的附傭團體。」「社會包圍校園」策略，是一種承認台灣學生運動的弱質性，以及台灣特定的政治情況下，不得不採用的辦法。「大革會」表示，「除非校園和社會的民主化差距被拉平，否則，這項傳統策略仍會繼續使用。」
一個讓人驕傲的答案總的來說，至今還有人懷疑，「台灣究竟有沒有學生運動？」這項懷疑，恰恰好顯示了它曾經是一種絕滅的願望。在戰後40年，在台灣校園已變成廢然、荒蕪的社會角落以後，台灣老一代知識份子(似乎不再寄望它會是改造社會的泉源。曾幾何時，老一代知識份子的願望被遺忘了。學生則悄悄地開會討論，搞串聯組織，從而尋找自己的運動模式。此時此刻，這一群比較用功讀書，思索台灣前途問題，不願耽溺於校園逸樂化的青年學生，正一步一步地撞擊著社會脈搏，重新點燃了老一代知識份子長期抑悶於內心的熱切期待。「是真的嗎？他們真地讀了這些書籍，讀懂了嗎？」老一代知識份子常常這樣問。這個知識和歷史的斷層，已經闊別的餘年，積累了一層厚厚的殘渣。現在，總算出現一線希望和曙光。「但，並不意味著這是一條平坦的道路，」「大革會」提出說明和自我鞭策的話，又說：「至少，在未來發展的兩年內，是學生運動的關鍵年。目前，擺在台灣資本主義社會的領域來看，學生運動的原動力，只是一種經驗的社會正義，而不是階級問題。」
因此，「大革會」自我解嘲地說：
「當運動搞失敗了，仍然可以程到中小企業界討生活，這種情況，就遠遠不能和韓國學生遲動或五四運動相比。」以南韓學生運動來說，恰恰好是因為在學生運動的長期奮門中，大批大批的優秀學生遭到退學，逮捕坐牢，或主動地隱瞞自己的學生身份，跑到工廠做工，才把學生和工人運動組織結合起來。
「可是，台灣工人生活的困境，目前正是學生運動最陌生的領域，也就是因為如此，學生根本無法針對工人問題提出改革主張。」「大革會」同時也作了這樣的聲明：「從各國學生運動的經驗來看，他們大部份是往工人群眾中尋找運動的資源和方向，然後才轉化成為工人運動、社區運動、婦女運動或西德、綠黨模式的反公害運動。」
至於農民問題，以台大農學院為主體的「濁水溪社」目前已經加盟進入「大革會」，在未來的角色功能上，「大革會」希望以該社社長黃國城為首，積極地帶領「大革會」去探索台灣農民問題。「我們發現到，農這個官僚附屬機構，嚴重地壟斷了台灣農村的經濟命脈。」
黃圍城說。而且，事實上，從台灣並不是掌握在全斗煥、盧泰愚、或金大中等人的手上，他們只是跟隨著學生運動的尾巴跑，真正推動歷史進步的力量，仍舊操控在幾個學生運動領袖的掌握中。」
這的確是一個讓人驕傲的答案。
當我們告別「大革會」，除了打從內心擔憂著學生運動內部的宗派思想，深深地期望在兩年之內不致於擴大惡化，以致於再次嚐到了自我崩解的惡果，也同時寄望於這一群「大革會」的青年朋友，「自由、平等、博愛的戰鼓已經蛾響了，下一步，就是團結有力的時刻了。」農村破產的這個嚴酷事實，引伸討論到美國農業產品大量傾鎖台灣市場，加速破壞台灣農村社會的利潤分配。「這一點，已經廣泛地引起學生的反美情緒。我們必須拒絕吃麥當勞，聽說，就有南部學生拿石頭去砸麥當勞速食店......。」黃國城又說。
最後，這次採訪「大革會」的主要議題，在於學生運動是不是改造社會的主導力量？而不應該只是任何政黨的尾巴。他們的答案是：「超政治運動的團體」。他們斬釘截鐵地舉出南韓學生運動作為例子，他們說：「南韓政府的一切改革行動，並不是掌握在全斗煥、盧泰愚、或金大中等人的手上，他們只是跟隨著學生運動的尾巴跑，真正推動歷史進步的力量，仍舊操控在幾個學生運動領袖的掌握中。」
這的確是一個讓人驕傲的答案。
當我們告別「大革會」，除了打從內心擔憂著學生運動內部的宗派思想，探裸地期望在兩年之內不致於擴大惡化，以致於再次嚐到了自我崩解的惡果，也同時寄望於這一群「大革會」的青年朋友，「自由、平等、博愛的戰鼓已經喊響了，下一步，就是團結有力的時刻了。」
〈76年10月〉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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