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蓮‧巴克‧新左‧文革

瑪麗蓮‧巴克‧新左‧文革

◎張惠敏

去年五月十一日，瑪麗蓮﹒巴克(Marilyn Buck)被美國聯邦調查局的人員逮捕了。

她被捕時穿著橘紅色襯衫、牛仔褲，攜帶一支零點八口徑的左輪。她的同伴伊文思小姐也同時被捕，皮包裡藏有一枝九毫米口徑的自動手指。她們已被調查局人員跟蹤了好幾天，被捕的地點是紐約州名叫達布斯渡口(Dobbs Ferry)的濱河小鎮，在一間小飯館門口。那間飯館距離一九八一年瑪麗蓮參加搶劫運款車的另一個小鎮，奈雅克(Nyack)，只有十英里遠。

在那次劫案中，有兩名警察和一名運款車警衛喪生。搶犯當中，也有一人當場被擊斃，其餘的人坐在汽車裡，衝出警察的包圍，駕車的就是瑪麗蓮﹒巴克。她在槍戰中誤射中自己腿部一槍，所以至今走起路來一顛一跛的。

她被捕時相當鎮定，沒有掙扎逃跑。

劫案發生後不到一年，參加作案的人大部分都已被捕，剩下在逃的，連瑪麗蓮在內，也不過三、四人，而她能夠到處藏匿了四年而未落網，也算是神通廣大的。

五年前，搶劫察發生時，引起全美震動，因為這不是一件尋常的搶劫案，策劃此案的是兩個主張暴力革命的激進團體，「氣象員」和「黑人解放軍」。在這之前，它們已經幹過幾次類似的劫案和爆炸案。

這兩個團體是怎麼產生的呢?他們究竟是在幹革命還是純搶劫?這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

從背景上看，這些革命組織都是六十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和反越戰運動的產物。

瑪麗蓮﹒巴克是何許人?如果六十年代末期，你曾在柏克萊加卅大學行政大樓前面的廣場駐足，或許你和她已經打過照面。根據聯邦調查局公佈的資料，她是「黑人解放軍」唯一的一名白人成員，也是這個組織的軍需官，負責採購軍火彈藥和偽造證件。她是運款車劫案的主要策劃人之一。

但二十一年前，她是德克陸斯卅奧斯汀一所私立中學的榮譽畢業生。她的家庭富裕，父親是著名的獸醫和主教派教會的教長，高中畢業時，她被布朗大學、德卅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接納。

一九六五年秋天，她第一次遠離家門，到柏克萊註冊上學，而且進了一個專收優秀學生的特別班。可是當時的柏克萊正處於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和反戰風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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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在越南的軍事行動以及對南部黑人民權的壓制，使得校園裡的學生對美國當代的價值觀和社會體制的性質感到懷疑，由此產生的「言論自由運動」首先就要檢討大學的功能以及大學和社會體制的關條。

進大學究竟所為何來?什麼是知識?為什麼當我們迫切需要認識我們的生存環境時，犬學卻要我們把頭埋在沙堆裡，對世事不聞不問?用一套令人昏昏欲睡的例行公事－－學分、考試、分數的單位系統，使我們馴服、聽話，成為一隻隻受過訓練的海狗?

在「體制」所粉飾的「美景」背後，一個到密西西比州參加民權運動的女學生發現，同是美國公民的黑人，一家十一口擠在一個沒有自來水，到處是虱子、老鼠的破房子裡。到第三世界旅行的學生發現，原來美國所支持的都是殘民以逞的獨裁者，美國向他們提供大量經援軍援，為的是要打擊受民心擁戴的民族革命。

根據校報揭露的資料，大學其實也是這個體制運作的重要一環。美國政府每年在加州大學的「特別項目」上花費兩億多美元，供「勞倫斯放射性實驗室」和「洛斯﹒阿拉莫斯放射性實驗室」研究和發展最新型的武器。

「言論自由運動」的學生領袖馬里奧﹒薩維歐(Mario Savio)，站在校園行政大樓的石階上，發表了動人的「歷史終結」的演說。他強調大學是一個讓人們認真思考他們的生存環境問題的地方，不是為美國政府或工業製造一批批「標準產品」的工廠。對許多新一代的人來說，五十年代長期冷感的「歷史」行將結束，但歷史並未結束，一個更完美的社會是可能的，也是值得付出生命的代價去爭取的。

一九六五年三月，馬丁﹒路德﹒金牧師為了爭取黑人的投票權，率領成千的黑人和白人，從阿拉巴馬州的塞爾烏徒步走到蒙哥馬利。

同一時期，有兩萬五千人到華盛頓去示威遊行，抗議美機轟炸北越。

那一年夏天在柏克萊校園成立的「越南日委員會」'號召學生齊集舊金山，向前來參加聯合國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會的詹森總統一示威抗議，並且發表了一封給全體軍人的公開信，他們還企圖阻擋一列運載部隊的火車。學生開始在校園裡焚燒徵兵卡﹒.....

在這一連串示威運動的氣氛中，瑪麗蓮﹒巴克才讀了半個學期就已決定退學，從此開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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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０年代後期，在歐美的學潮、示威、抗議聲中幅起的新左派思想，在政治上既反對美國的帝國主義，也反對蘇聯的極權主義。新左派的學生相信，美國的體制是壓迫性的，對內壓迫南部黑人的民權，對外壓迫反就專制統治的第三世界人民。美國派兵到越南作戰和以「防共」為白，侵略古巴以及入侵多明尼加共和國，都是這種對外壓迫行動的鮮明例證。在他們看來，從五０年代開始壟斷美國社會科學理論的結構功能學派，對這些行動並無法自圓其說。事實上，在麥卡錫主義的陰影下興起的結構功能學派，不僅政治立場保守，而且對社會衝突的解釋，也有粉飾太平的傾向。結構功能學派強調的是社會的均衡狀態(Wquilibrium)，均衡是常態，而衝突則是機能失調所產生的變態。它關切的是如何「消除」機能失調，使社會復歸常態，而不是去理解社會衝突背後所存在的問題。

結構功能學派主張「價值中立」的科學方法，這無疑是源自韋伯的理論。對於這一點，新左派的思想家馬庫塞(Herbert Macuse)也有嚴厲的針距。他曾在一篇引起很大爭議的論文中指出，韋伯關於價值中立的「概念化」方法，實質上就是「科學地」進行對「人」的消滅。

「人」的價值和「歷史」的意義是新左派思想的重點。在這方面，一九六二年因飛機失事而去世的美國社會學家密爾斯(C.W. Mills)，變成了新左運動的精神領袖。密爾斯生前曾批評美國的結構功能學派其實是缺乏實質內涵的，它的主要作用只是要讓那些半調子社會學家可以援引「科學方法」來掩飾他們在知識上的貧困。所謂「理論」不過是空殼子而己，而那些抽象的概念，所要達到的政治目的，卻是要消除「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和人類的問題。」密爾斯的吉論，以及他對統治美國的「權力精英」的研究，奠定了他在新左運動中的地位。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寫給新左派的〈公開信〉，也預示著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將成為社會變運的引導人。

新左運動不僅反對西方的資本主義體制，而且也憎惡蘇聯式的極權統治和社會主義官僚體制，新左派主張的是一種「民主的社會主義」模式。這可從他們樂於稱道的波蘭哲學家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

一九五七年所寫的一篇短文中看出來。

這篇題為〈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短文，當初曾被波共禁止發表，其中有些膽炙人口的名言﹒.

社會主義不是這樣的社會：

一個「犯了罪」的人坐在家裡等警察來。

一個人不快樂因為他說了他所想的，另一個人快樂因為他不說他心裡所想的。

一個人過得好因為他完全不思想。社會主義不是這樣的國家：

它要求所有的公民在哲學、外交政策、經濟、文學和倫理方面，都有共同的看法。

政府規定公民的權利，但公民不能規定政府的權利。

政府、永遠在問人民之前就已知道人民的意願。

哲學家和作家所說的話永遠和將軍部長一樣，但總是比他們慢一拍。

議會選舉的結果永遠是可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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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這種企圖破除既有體制的束縛、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想，促使他們在非楊即墨的美蘇體制之外尋找一條出路，而中共的文化大革命適時發生，對歐美的新左運動，也正好提供了一個新的啟示。在新左派知識分子眼裡，文革的意義在於它是一個社會主義政權的領導人首次摧毀了他一手建立的官僚體制的運動。毛澤東關於反對專業主義和精英統治的言論，和他對「紅與專」問題的主張，以及他在教育制度上造「分數主義」的反，和主張廢棄對學生「管、卡、壓」的制度，以及關於培養知識與勞動結合的「新型知識分子」的觀點，對歐美的新左派而言，確是「實獲我心」的。

這也是歐美新左運動中所謂「毛派」的由來。新左運動的另一個精神領袖，法國哲學家沙特，在一篇訪問中，曾表示他對於知識與勞動相結合的「新型知識分子」的嚮往：

「照我看來，知識分子有兩種。一種是古典型的，這種知識分子不會感受到「一般」與「特殊」的矛盾;另一種則是新型知識分子，這種知識分子不再是成天把他的「意識」掛在口邊空訣，而是實際到工廠去工作，在工作中得到印證。舉例說，我有一個朋友，他本來是個電機工人，工餘在家修讀大學學位，現在他馬上就要取得哲學教師的資格了。但他所得的知識，並不單是從主觀的意識活動而來，而是與他的工作及職業結合在一起。我認為他所代表的是一種知識分子的新典型，這種典型和中國培養的很相像，都有打破資本主義(勞心勞力)分工制度的傾向。」

但是沙特承認，以他的年紀，「我不可能到工廠去做工。所以我只能算是一個傳統知識分子，寫寫褔樓拜。」

毛澤東所謂的「造反有理」－－要推翻現存體制，必須反其道而行，對於「完全拒絕接受整個體制」(巴黎學生領袖Daniel Cohn-Bendit語)的新左派而世一口，無疑是有吸引力的。

然而，在毛的言論經過浪漫化、理想化的過程，而成為歐美學生運動的「新啟示錄」的同時，文革的暴行卻也正荼毒著中國的大地。紅衛兵的打砸搶和衝擊軍區，以及軍隊的反撲鎮壓所造成的一連串血腥，都是隱藏在浪漫化言論背後的現實。革命固然包含著暴力，但在革命的風暴下，生命的價值又如何估計?

歐美的新左運動是自發的，但發生在中國的文革，看似自發，實則卻有一隻權力鬥爭的黑手在幕後操縱，這自然不是隔洋的浪漫情懷所能理解的。毛澤東為了奪權門爭而利用純真的青年學生去「衝翻龍王廟」，等到目的實現之後，「走了老爺，來了少爺」，擁毛的新官僚，手段的狠毒，比老官僚有過之而無不及。而當初響應毛的號召而奮起的青年知識分子，

一且開始提出廢除官僚體制，建立「中華人民公社」的目標，「自發」地組織起來，朝向實現這個目標而行動時，鎮壓的鐵腕便隨之而至了。

就在巴黎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柏克萊加卅大學的學潮如火如荼地進行的一九六八年七月，中國大陸上「自發」的學生運動，卻在已達到奪權目的的毛澤東的號令下被一舉撲滅。

在撲滅的前夕，毛、江、林彪、姚文元等人還在七月二十八日深夜召集了紅衛兵領袖談話。當時首都紅代會的一個負責人蒯大富曾提出要抓出鎮壓紅衛兵的「黑手」的問題，毛的反應是什麼呢?
主席：蒯大富要抓黑手，這麼多工人「鎮壓」「壓迫」紅衛一兵，黑手是什麼?現在抓不出來。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來，抓我就好，來抓我嘛!本來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中央警衛國是我派去的。

中國大陸青年知識份子的悲哀就在於他們平時是搖旗吶峨的順民，權力鬥爭時成為陰謀家的暴民工具，利用過後，又被棄之如敝履。文革時期的紅衛兵領袖，如聶元梓、蒯大富，至今仍被關在秦城監獄裡'然而，這個深沉的悲哀又豈是歐美的新左派所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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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歐美的新左運動來說，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五年，是轟轟烈烈的十年。在這段期間，一九六八年黑人民權牧師馬丁﹒路德﹒金的被刺身亡，對運動而言，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鍵，因為這個事件使新左運動中的激進份子，覺悟到校區內的「參與民主」與「和平改革」並不能達到變革的目的。唯有用暴力的「革命」手段，才能達到目的。這便是崇尚暴力的「氣象員」和「黑人解放軍」產生的由來。

一九七五年越戰結束時，柏克萊的激進學生，興高采烈地揮舞著越共的紅旗，在街上遊行慶祝。但此時，瑪麗蓮﹒巴克已因替「黑人解放軍」採購武器，而成為在逃的通緝犯。

趣戰結束後，新展開的一頁歷史，似乎已經開始對新左運動進行嘲弄和報復。北越對南越的併吞，奴工營的出現，接著是投奔怒海的船民。而來共政權，更是把中共翻天覆地的大躍進經驗在東埔察翻版，而且變本加厲，把千百萬人民送進地獄。毛澤東死後，文革的真相也逐漸揭露出來……

這一段歷史的反覆是令人難堪的。繼而出現的普遍冷漠，使歐美的大學校園又回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平靜，而革命組織再也無法找到新的群眾了。

對於新左運動由盛而衰的歷史的反省，能夠帶給我們什麼啟示？

對於曾經參與新左運動的人來說，贖罪式的自怨自艾或挫折感下的憤世嫉俗，都是無補於事的。只有冷靜的剖析、反省，才能帶來啟示。

肯定「人」的價值，抗拒「物化」的人文主義，以及對「社會正義」的堅持，都是值得我們珍視的理想與信念。關於大學功能的反省是有恆常價值的。不論是對彼時彼日或今時今日的大學生而言，這樣的反省，使人不會輕易地迷失在學分考試、分數主義的「例行公事」裡。

參與運動的積極份子，只要心中還有理想與熱情，是不會就此消逝的。當年SDS的學生領袖湯姆﹒海頓(Tom Hayden)，如今是全美反核運動的重要協調人。當年的運動中人也有不少在美國印第安保留區默默的工作，為爭取印第安人的權益而努力。還有一些人自動地組織了非牟利機構，安排南非的黑人民權領袖圖圖主教(Bishop D. Tutu)－－另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訪美巡迴演講，揭露南非種族迫害的真相，同南非政府每年花費千百萬美元的粉飾宣傳對抗。在去年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示威行動中，當年的學生領袖，一個個都回到了校園。抗議和示威行動，終於促使大學董事會決定撤出在南非跨國公司中的股權。

只要理想的火花常在，老兵是不死的。

無需諱言，當年由於行動上的偏差，往往美好的理想無法引起社會的共鳴，反而受到人們的唾棄。如當年加州的「共生軍」，靠綁架在柏克萊加大讀書的報業大王赫斯特的女兒，來要脅赫斯特家族履行最直接的「社會正義」買幾個貨櫃的食物，運到貧民區去，發放給窮人。但綁架的手段本身卻是「非正義」的，因而也受到社會的唾棄。

對於發生在奈雅克的運款車劫案，我們能夠說些什麼呢?

從「氣象員」和「黑人解放軍」這些年來的作案紀錄來看，這一條暴力革命的路線雖然仍在繼續下去，但參加的人愈來愈少，組織本身也愈來愈孤立。

有人認為，儘管這兩個組織一向崇尚暴力行動，但至少當初還有革命的理想，如今淪為純粹搶劫的盜匪，似乎是革命的墮落。也有人認為，就搶劫案本身來說，參加作案的人既然已不是在幹「革命」事業，而是不折不扣的盜匪，報刊輿論也應該直截了當地把他(她)們當做盜匪來看待，不必渲染他(她)們是屬於什麼「革命組織」。

然而，站在革命組織的立場來看，革命需要經費，在美國這樣的社會，暴力革命能夠找到的籌集資金途徑並不多，所以這些人理所當然地要靠搶劫來籌集經費，而搶劫本身也象徵著對社會體制的跳戰和反抗。依照成王敗寇的邏輯，將來一旦革命成功，這些搶劫也就成為漫長的革命過程中的小插曲。

只不過，「小插曲」卻是用無辜的生命譜成的。

為了實現革命的目標，可以不擇手段，可是在持續的挫折之下，革命的目標渺不可及，而手段本身已經變成了目的。

那個以工人階級為主的奈雅克鎮上的居民，在為槍戰中喪生的兩個警察出殯的那一天晚上，無分老幼，手執蠟燭，自動列隊走在小鎮的馬路上。當燭光映著他們眼中的淚光時，我們知道，「氣象員」和「黑人解放軍」己永遠失去了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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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到瑪麗蓮﹒巴克被捕的消息的那一天，我正坐在屋前的草地上。她被捕的地點離我的住處還不到一英里，而我心中興起的竟是一種憑弔的情懷。

為了她，也為了那個逝去的時代。

當代 第二期 198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