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代不曾離開

八○年代不曾離開
☉曾昭明

　朋友在電話的那一頭幽幽地說著：「可是，你知道嗎？八○年代已經離開我們了。」

　掛斷電話後，有好一陣子，我一直未能確定是否明白朋友的意思。書架上一排整齊的書背中，浮現著「八○年代學運史」等的字樣。對於體現「時代精神」為特質的所謂「學運」，用「年代」作為界定與描述的判準，豈不正適宜嗎？但是，對於我們這一群在八○年代被命名為「學運青年」的人來說，究竟有誰可以說他真正擁有那個傳說中的「八○年代」？而「八○年代」，又曾經屬於過誰呢？甚而，究竟是什麼樣的發言位置，使得我們對於某個名為「八○年代學運」的事物始終有股喋喋不休，乃至進行審判的衝動？

　「八○年代學運是什麼？」
　朋友，妳的提問將我推入了深淵中。

　是的，按照某種紀念碑式的「八○年代學運史論述，我總是被設定為它的當然代言人之一─或者，樣板被告。作為據說是第一份學生地下刊物《改造》的參與者，作為第一個公開的學運串聯組織「大學法改革促進會」的推動者，作為激烈主張社會議題優位與「人民民主路線」的「民主學生聯盟」的核心成員，我似乎沒有沈默的權利。然而，對於這些，我是寧願保持沈默的。理由？因為我所最想敘說的「八○年代學運經驗」，總是漂流於莊嚴的「學運史」論述的有效箭靶範圍之外。

　即使保持沈默，「八○年代」真正離開我了嗎？

　已經有好幾年了，每次開車經過仁愛路與新生南路的交叉口，都會不油然地仰頭望著路旁一棟建築的頂樓，坐落在不起眼的普通加蓋違建裡的一個勞工教育中心。經常於夜半經過時，那裡都依然燈火明亮；心裡猜想，一些過去學運年代的朋友，仍然忙碌著，也許是為著某個成衣廠的關廠抗爭，也許是為著某廠外勞僱傭爭議。屢屢有股衝動，想上去問候這些朋友：「近來還好嗎？」只不過，我從沒有一次停下車來。這些朋友總是疲於奔命各處，以微薄的人力收拾著台灣經濟發展所遺留的惡質元素；我的出現，看來是個尷尬的多餘。但是，裡面的堅持與理直氣壯是熟悉的，裡面的疑惑與苦惱，可能也是熟悉的。八○年代學運的某些理念，沈靜地在這裡緩緩沈澱，落土扎根。每次看到這些身影，我只能毫無招架地陷入心中總也無法迴避的「八○年代」。

　過不遠處，在幾條街外，是民進黨中央黨部的所在，也是另一個聚集著我所認識的同儕的地方。只是很奇怪的，每次步入民進黨中央黨部，在明亮寬敞的辦公室內，面對友人摸著啤酒肚，談起如何「為台灣人打拚」，夜夜辛苦應酬，我心中卻是感覺著輕鬆與自在。在這裡，我不會特別回憶起「八○年代」，因而，也不需要迴避；它，不過是許多年輕黨工與「新世代」政治人物早已毋須炫耀的疤痕。我曉得，我繼承自八○年代對於政治人物近乎偏執的不信任，依然如昔。丟下我的偏執，八○年代學運的另一部分，其實也悄悄地褪去浮華的外表，找尋新的生命。

　我明白，我還沒有離開八○年代。我的朋友們，也還沒有。

　「草根運動」，或者「群眾運動」，該是八六到八九年多數學運參與者最共通的經歷。八七年台大大新社總結了在鹿港反杜邦的現場進行社會調查的經驗，發表「新社會宣言」。之後，由南到北，幾乎每個學運團體裡，下鄉調查與支援社會運動都成為寒暑假的必修課。下鄉，滋潤著這些學生接近「基層」、「邊緣」的想像，不過，也使她們接觸到自身與不同的弱勢主體樣態之間的斷裂。曾經在咖啡廳與路邊酒攤高談闊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我，在下鄉的衝擊中，逐步驗證，由「弱勢者」的角度來觀察和理解社會，原來是如此艱難的學習過程；甚至於對來自弱勢群體背景的學生而言，亦復如是。由「草根」的角度發言，不再是如何去認識自我之外的遙遠又抽象的它者的生活世界的問題；它，開始像是場練習如何放下自我的種種傲慢與偏見的漫長戰爭。

　這些細緻的內在反思與自我重塑，在社運抗爭的田野現場，一次又一次地無聲地發生著。遺憾的是，它們卻是多數的「學運史」作品所遺漏的。只是，對曾經身歷其境的我來說，這些才是這個「年代」中最動人心弦的篇章啊！

　我一直懷疑，「學運史」文體對於這些主體經驗的「遺忘」，並不是偶然的；這種「遺忘」，也許不幸地正是八○年代學運中流行的種種「解放論述」所共享的。

　以「族群尊嚴」之名也罷，以「階級意識」之名也罷，許多時候，這些「解放論述」，倒更像是方便著所謂「學運領袖」們嚴明劃分友敵的政治計算公式。從八○年代初到八○年代末，一件事情似乎一直沒改變著：感性與情緒乃是「政治理性」的反命題。在學運組織中，主體經驗的表白與溝通，僅僅是作為「坦白交心」與「向草根認同」的權力技術運作的對象而被鼓勵著。在強調著「言論政治正確」與「革命紀律」的氛圍之下，學運團體，確切地說，是男性的友誼共同體，是「兄弟」們共築梁山「打天下」的所在。學運團體中的女性，泰半扮演著沈默的事務機器的角色，或者，在不妨礙「兄弟義氣」的前提下，成為「兄弟旁邊的女人」。這種學運，是如此地「理性」，以致於它所了解的「解放」女性的方式，不多不少，只是將女人變成另一種「男人」。

　凡是有壓迫的地方，就有反抗；這句話，毫無例外地，適用於八○年代學運自身。由八九年開始，學運團體中女性主體意識較為鮮明的成員，紛紛出走，另外組成以女性主義為主題的新團體與連線組織。八○年代學運文化中潛藏的男性沙文主義，在進入九○年代後，更是受到主張「個人的即是政治的」與突出「差異政治」的女性主義直接而全面的批判。至此，在紛雜的八○年代學運派系系譜之外，整個八○年代學運論述的共通特性與限制，才於焉清晰呈現。原來，八○年代學運，已經是最後一個「學運」，最後一個以普遍主義的「啟蒙理性」為基礎論述的學運，同時，也是最後一個仍然執迷於爭奪「時代精神」的主導權的學運。有人喟嘆著「九○年代沒有學運」，可是，難道不能說，所謂「學
運」的終結，就是八○年代學運給予九○年代最好的禮物。

　在八○年代，學運團體中最流行，也最無異議的語言，莫過於「徹底反對」。在每一次的抗爭中，檢驗「政治純潔」的標準，取決於某種無所疑慮與保留的「徹底反對」姿態；爭取「時代精神」主導權的爭戰，逼使「學生領袖」們必須大聲地、急促地、義無反顧地喊出一個接一個的「徹底反對」，然後，「徹底反對」別人的「徹底反對」。進入社運現場時所感受到的弱勢群體與自許為「代言人」的運動者之間的具有高張力的倫理關係，再度消失於政治思考與政治實踐中；「學運領袖」的發言，佔據，乃至竊取弱勢群體的發言位置為己有而不自覺。終於，主導權爭戰的副作用，在惡名昭彰的「五月分裂」中趨於表面化。

　八八年的年初，「國會全面改選」的聲浪漸趨高張。三月之後，當時擔任台大代聯會秘書長的鍾佳濱，開始與「民主學聯」翼的學生協商五月推動國會全面改選議題的行動計畫。在對於代議民主體制的性質的左翼觀點與右翼觀點的辯論中，在對於要以社會議題為優先，還是以政治議題為優先的爭議中，雙方核心成員的互信基礎全盤崩解。五月，台大學運團體對於「民主學聯」翼的「抗議教科文預算違憲」活動發表杯葛性的聲明，在媒體的渲染與推波助瀾下，轉瞬間就爆發成八○年代學運的首度公開分裂。

　相對於無止無盡的分裂、結盟，不論我們所相信的意識型態為何，「時代精神」這種東西的解構，每天都發生在每一個學運團體的聚會上；既沒有人會特意提到，也不必具文為一套嚴格的論述。在這群人之間，存在著許多政治觀點上的歧異，但是，這個「年代」─假如可以這麼說的話－的弔詭之一，就在於：在我們彼此之間認為差異最大的地方，卻也是我們之間彼此最相似的地方，形成某種秘密的命運共同體。在每一場「校際會議」上，在每一次爭取「時代精神」的主導權的激烈言辭交換中，我們都有意無意地瓦解著所謂「時代精神」這個幽靈。每個團體內，對於某些「對立派系」的厭惡或者恐懼，如同傳染病一般流傳著，用以證明他們所衷心服膺的意識形態即是「時代精神」的體現；而每一個厭惡或恐懼，卻也只能以更爆炸性的分裂與對主導權的爭奪來克服。也許，沒有人真正抗拒了作為崇高的「時代精神」標誌的誘惑，但是，也沒有人真正征服它。對於曾參與這些爭鬥的「學運領袖」最好的描述，該是海明威小說中釣回一攤魚骨頭的漁夫罷。這是當時的我所不明瞭的事：「時代精神」，恰恰是一具魚骨頭。

　「八○年代」並沒有離開，因為，遺忘、壓抑差異的誘惑，依然甜美。它存在於我們相信唯有掌握著社會資源的群體，才能做出正當而有效的發言的時候；它也存在於在我們仍然以團結之名，書寫出普遍性的解放論述的時候。遺忘掉在權力場域的邊緣被異化的「她者」，迴避了詢問我們的自我認同與慾望看似自然的正當性是如何可能奠基在對「她者」的聲音的壓抑上，對我來說，「八○年代」就還沒有結束。

　我，還能夠對這個「學運的年代」繼續說出什麼呢？或者，在我雖有所抗拒但又依然延續著某種虛構的神話的同時，是不是該問一問：這一場發言，終究又遮掩了哪些難以言詮的沈默？

　朋友，其實並不存在著「八○年代學運」，不是嗎？

　假如妳正抗拒著那難以抗拒的幽靈，不管我是否認識妳的名字，乾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