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叛逆的狂飆年代

造反叛逆的狂飆年代

以東京大學和日本大學為主

◎李永熾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日本東京大學學生佔領了東大象徵的安田講堂。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已四十年了。這四十年間的日本，政治上先由盟軍占領，經舊金山和約獲得完全獨立，到一九五五年所謂「五五體制」成立，日本兩黨政治運作制已確定。但究其實，代表革新勢力的社會黨從來不曾真正掌握政權；政治完全由代表保守勢力的自民黨包辦。在這情況下，自民黨政府充分顯示了日本故治權力的本質——絕對的資本主義國家壓制體制，因此日本學生將日本政府視為帝國主義陣營的一環，而日本經濟大國的地位更證明了此一論點。

其實，日本並不是一蹴即臻於經濟大國，而是遍歷種種滄桑。在以美國為主的盟軍占領期間，日本人在廢墟中徬徨翻掘，尋求物資，利用種種方法以求溫飽;到韓戰爆發，日本人藉擔任美國軍需物資的中介角色，才次第恢復經濟自主的能力，開始展現日本戰後第一期的快速經濟發展。到一九六0年，首相池田勇人提出「所得倍增計畫」，推行「高度成長政策」後，日本終於進入了經濟高度成長期，逐漸成為世界的經濟大國。

可是，在自民黨一黨獨裁與經濟大國化的政經發展中，日本愈來愈成為美國國際體制的一環，「安保條約」即其表徵;在國內，政界與財經界的結合卻越來越嚴密;而所謂「管理社會」也有日益成熟的趨勢。在這種狀況下，學術界逐漸失去其獨立性，所謂「大學自治」「研究自由」日趨形骸化，形成政界—企業界—學術界互相結合的局面。大學淪為政界與企業界的人才訓練所，喪失了大學固有的批判創造能力。「管理社會」的模式也逐漸運用到大學裡，懲戒往往成為控制學生的手段，師生的溝通與對話幾乎已到不可能的階段。

在這樣情況下，學生不僅喪失了自由獨立的人格，甚至淪為學習機器。這可以說是一九六0年代日本學生從「街頭鬥爭」轉向「大學門爭」的最重要內在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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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日本的學生運動在鬥爭形式上大抵呈現出街頭鬥爭—大學鬥爭—街頭鬥爭的模式。所謂「街頭鬥爭」是指學生湧到市街上示威、遊行，甚至攻擊政府機構，而與警察機動隊發生衝突的鬥爭方式。參與這類鬥爭的學生大都屬於日共系統或受日共影響的學生。所謂「大學鬥爭」則是指學生利用罷課或占領校舍的方式，要求恢復學生的人格權和自主權。參與的學生有的受日共影響，也有非黨派而自主參與的學生。談到一九六七、六八年東京大學與日本大學的「大學鬥爭」之前，必須先敘述六0年代以前的學生「街頭鬥爭」。

日本的學生運動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一八年由東京帝國大學(東京大學前身)學生組成的「東大新人會」、京都帝國大學學生組成的「京都勞學會」和早稻田大學學生的「民人同盟」等。這些學生組織大都與普選運動和勞工運動的組織化及反軍事訓練運動有關;一度還曾參與日共的武裝門爭。可是，十五年戰爭期間(一九三一 —— 一九四五)，尤其是太平洋戰爭時期(一九四一 —— 一九四五)，學生紛紛被趕到前線，或以「學徒動員」的名義被送到工需工廠做工，學生運動全面瓦解。直到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投降，復員的學生不僅獲得自我解放的機會，更因親身經歷的戰爭體驗而一舉投向了反戰、反體制的學生運動。

另一方面，自由派的大學教授戰爭期間接連受法西斯政府全面的壓迫，離開了大學。留在大學裡的大部分是只知附和政府意識型態、缺乏思想彈性的教授。學生習得的大抵不出：反英美的民族主義浪漫情緒和空洞無物的教條化學問(國體論)。因此，一到戰後，就像由「全民玉碎」突然轉向「全民懺悔」的滑稽變換一樣，從軍國主義式民族主義轉向共產主義式民主。當然，日共在這個過程裡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一九三三年，日共遭法西斯政府壓制，宣告瓦解。部分日共黨員堅持理念，不肯轉向，一直關在牢裡，直到戰後，才被盟軍釋放。這些釋放出來的日共份子，頓時變成日本思想界的英雄，他們的思想成為大家追尋的理想，於是，共產主義思想乃取代戰前的團體思想，成為時髦的玩意見。其實，當時日共的思想，如吉木隆明所云，仍停滯在一九三0年代甚至二0年代的階段，並沒有隨時代的轉變而有所修正，相當僵硬化、教條化。不過，可能正因為如此，教條化的「國體論」和教條化的日共思想才容易互換。

總之，在日共的影響下，日本各大學原本分立的「自治會」聯合起來。學生自治會最初是在盟軍統帥部支持下展開的，原以批判戰爭時期的軍國主義教育、驅逐戰犯教師、要求自由派教授復職為鵠的；後來逐漸轉向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終於在一九四八年九月組成了「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連合」'簡稱「全學連」。「全面子連」所組成的大會其口號是(1)絕對反對法西斯與殖民地式的教育重編；(2)擁護學術自由，保障學生生活；(3)反對學生打工的低工資，反對制定反罷課法；(4)反對法西斯主義、捍衛民主；(5)即時統一青年戰線；(6)學生政治活動完全自由。從此，日本學生運動就在「全學連」領導下展開了反大學法(政府不許學生進行政治活動)和反戰的鬥爭。可是，在學生運動過程中，「全學連」與日共黨中央逐漸發生衝突，以致分裂。

大致說來，日共對學生運動的評估並不高，因為日共的運動方向大抵傾向於勞工運動，認為學生只是青年或勞工的一部分，學生運動應隸屬於勞工運動，不能獨立行動。因此，日共並不贊成「全學連」的成立，並時常干預「全學連」的活動，甚至開除「全學連」中的黨員學生。而「全學連」的領導者則認為，學生在社會上已屬於一個階層，應有自主活動的權利，並且提出「先驅性理論」，認為在普羅階級尚缺乏政治自覺，以致未能扭身而起之前，學生應擔任勞工和農民的先驅，起而作戰，以標示革命的方向。這種種理論一方面與日共黨中央的群眾路線相衝突，一方面則驅使學生走向街頭，展開全學連所謂的「街頭激突(激烈衝突)主義」。日共稱這種主義為「極左的托洛斯基冒進主義」'並加以否定。

此後，日共與「全學連」的關係逐漸淡化，加上一九五五年日共國際派宮本顯治掌握黨獨裁權，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的史達林批判，以及蘇聯軍隊侵入匈牙利，全學連內部愈加分裂，全學連主流遂脫離日共(因日共支持蘇聯入侵匈牙利)，走向自主獨立的路線。從此，「全學連」分裂為「日共系」與「反日共系」。「反日共系」後來成為「學連」的主流，將蘇聯和日共雙方界定為史達林主義與官僚主義，而走上傾向托洛斯基主義的「反帝反史達林」第三路線。一九五八年「全學連」主流分為「共產主義者同盟」和由「日本托洛斯基主義者連盟」改組而成的「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簡稱「革共同」)兩個反日共組織。至此，日本學生運動脫離了日共領導時代，進入「新左翼」時期。

新左翼在思想上雖受托洛斯基主義的洗禮，但方向是奠立在否定史達林主義、恢復列寧主義的基礎上，主張反「一國社會主義」(史達林的主張)的世界革命、反和平共存的普羅專政、反議會主義和平革命的暴力革命、反二階段革命的一階段革命。其組織論和運動論，可從「共產主義者同盟」成立大會議案中看出：「我們拒絕所有的革命空洞文句，即使我們以正確的思想、正確的理論、正確的綱領武裝起來，或者獲得許許多多傳單、報紙的分發支持，只要仍有將革命理論物質化的實態存在，就全都沒有意義。組織之前有綱領嗎?行動之前有綱領嗎?這全是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必須一面回應日常性的階級鬥爭課題，一面組織鬥爭，在實踐之火的考驗中創出真正的綱領。……組織不會在真空中成長。以最具勞工形式、階級形式的方式回應勞工階級鬥爭所展現的課題，並且站在鬥爭的前線戰鬥，這樣的黨才能回應渴求革命方針的勞工。」這段話充分展現了對綱領化日共的批判。

一九五九年，「反日共系」逐漸在各大學擴張勢力，終於從日共手中奪取了「全學連」的領導權;並且擬定了反安保條約的一九六0年鬥爭方針。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簡稱「安保條約」)簽訂於一九五一年日美舊金山和約時期。依接這個條約，美國得駐軍日本，日本也應逐漸加強自衛力。嗣後，美國即一再要求日本加強軍事力，日本政府也隨著自衛力量的增強，而要求修訂安保條約。一九五七年美國撤離駐軍，翌年，雙方進行修訂預備交涉，一九六0年一月十九日簽字，六月生效。新訂的安保條約承認，日美雙方為自助與互助應儘力發展自衛力，並共同防禦敵人；經濟上彼此亦當協力合作。這條約在自民黨以外的其他政黨與反對勢力看來，無異是日本隸屬於美國國際軍事體制的賣身契，更是美國帝國主義的爪牙。因而在一九六O年展開了日本戰後規模最大的反安保學生運動。

六0年反安保門爭的前奏曲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全學連」闖入國會的事件。當時，日本全國約有三十五萬學生罷課參加，約有兩百萬勞工投入反安保門爭。當天，「全學連」示威隊站在勞工之前闖入國會，從三個方向包圍國會，與負責警備的警官隊五千人相對峙，其中有些學生部隊還衝入國會區裡。一九六0年，新安保條約簽訂，五月二十日佔多數的自民黨議員在國會中強行通過。進入六月後，抗議國會通過新約的示威人數越來越多，除了「全學連」學生和工人之外，一般市民也參與了。從十日到二十日所謂「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整個東京幾乎變成了反安保的狂熱都市，而以六月十五日這一天達到最高潮。

這天，「全學連」決定採取在國會區內集會的策略，集結了一萬七千人在國會四周，其中一千五百人突破了警官隊組成的圍牆，衝入國會區。警官隊的警棍如雨般落在當時未戴頭盔的學生身上，並使用噴水管、催誤彈等阻止學生前進﹒，學生則挖取馬路的舖石向警官隊投擲，加以抵抗。當時曾有一群右翼分子揮著棍棒闖進新聞記者和學生的示威隊伍中，或開著卡車衝入示威隊，造成數十人受傷的慘劇。在學生與警官隊的一再衝突中，終於發生了樺美智子死亡的悲劇。

樺美智子，東京大學文學院三年級學生，是「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活躍份子，雖然身體瘦弱多病，依然參加了這次安保鬥爭。她的死亡已成為反安保門爭的象徵'只要談到這次鬥爭，莫不舉出她的名字，樺美智子的名字巳留在日本歷史上。但是，她是如何致死的?迄今依然不得而知。「全學連」認定被警棍壓死；警方則認為是在街突中因群眾壓迫、意外死亡的。在這次鬥爭中，除樺美智于死亡外，共有七十二人負傷，一百六十七人被捕。

安保鬥爭在二十三日日美雙方換約，岸信介首相辭職後，逐漸趨於平靜。

池田勇人繼任首相，提出「所得倍增計畫」'日本進入了高度經濟成長期。國民生活日趨富裕，並逐漸走向注重流行與消費生活的方向；青年的思想與行動也發生了變化。過去，年輕人都對政治採取直接批判或叛逆的態度，現在則重視個人，以享受生活為主。在這種情況下，學生運動遂自趨沉寂，「共產主義者同盟」解體，「全學連」也在無形中瓦解。一九六三年，除日共的「民青系」外，反日共的學生組織約有下列各派系：(1)繼承「共產主義者同盟」而來的「社會主義
學生同盟」(簡稱「社學同」)；(2)採取義大利共產黨路線、視獨占資本為主要敵人的「構造改革派」(簡稱「構改派」)；(3)「革共同」中主張應先建設革命黨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簡稱「革馬派」)；(4)「革共同」中重視群眾鬥爭的「中核派」；(5)社會黨支持的「社會主義青年同盟解放派」(簡稱「社青同解放派」)。反日共派中，「中核派」、「社學同」和「社青同解放派」是反「革馬派」的，共同組成了「三派全學連」;而「革馬派」也有自己的「全學連」；同樣的，日共系又有自己的「全學連」。總之，日本學生運動進入了三個「全學連」的時期。

除了安保鬥爭之外，六0年代的日本學生運動雖然繼續展開反美、反體制、反財閥等街頭鬥爭，但其規模已不若往昔之盛。在這期間，最引人注目的已經不是街頭鬥爭，而是始於一九六五年的「大學鬥爭」。「大學門爭」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東京大學和日本大學。

3

一九六0年代似乎是世界性學生運動的年代，但其歷史倒乎不如日本之長；受共產主義的影響倒乎也沒有日本強烈。然而，一九六0年代初期，美國正積極展開與黑權相呼應的學生運動之際，日本的全學連運動卻趨於分裂，而走向與一般學生疏離的尖銳化路線。學生鬥爭成為少數帶有強烈意識型態色彩之活躍份子的街頭鬥爭。但是，另一方面，在大學內部卻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全共鬥」運動。所謂「全共鬥」是「全學共鬥會議」的簡稱，即所有學生共同鬥爭以爭取學生權利之意，參加的人員包括全學連各派系和非政治性(派系)學生。

大學鬥爭的起因大致可分為下列幾種：(1)大學逐漸巨象化，而教育的品質卻日益低落，引起學生潛在的不滿;(2)大學管理制度陳舊，忽視學生權益，尤以懲戒制度為最;(3)高度經濟成長造成物價上漲，大學方面也一再提高學雜費。學生的不滿情緒遂以學雜費的上揚為媒介，一觸即爆發出來。

大學內部的學生鬥爭最先發生於東京的慶應大學。一九六五年一月，慶應大學由於反對學費上漲，展開全校罷課運動;一九六六年，早稻田大學也反對學費上漲，主張學生自主管理學生會館，進行全校罷課;一九六七年，明治大學跟著展開反學費上漲鬥爭，法政大學要求撤回學生懲戒，進行全校罷課。此外，還有許多大學發生類似的鬥爭。但是，這些都是個別鬥爭，一直到一九六八年終於發展為全國性的學生鬥爭，所謂「全共鬥」，至此才算達到名副其實的階段。當時，日本全國大學約有百分之八十(共一百六十五所大學)發生糾紛;約有七十所大學，學生以實力封鎖了整個校區，停止上學。其中最嚴重的是東京大學和日本大學。

東京大學是日本最古老的國立大學，成立於一八七七年，一八八五年改為東京帝國大學。帝國大學令第一條稱：「以教授國家所需的學術技藝，考究其蘊奧為目的。」換言之，東京帝國大學的目的是在培養國家各方面的領導階層。第二次大戰以前，東大的確充分完成了此項使命。戰後，東京帝國大學改名為東京大學，但其原初的目的依然存在;教授權威一如往昔;管理制度也未見改善。東大的學生鬥爭即針對這些特質而來﹒震央是最保守的醫學部(醫學院)。

日本醫生的養成制度，戰後採用實習醫生制。醫學部學生畢業後必讀以實習醫生身分在醫院「研修」三年，才能獲得參加醫生國家考試的資格。可是，接受研修的醫院沒有良好的教學條件，又沒有薪賀，生活不安定，所以醫學部學生和研修生都相當不滿。一九六四年，日本醫學部的全國性學生組織——「醫學部學生自治會連合」(簡稱「醫學連」〉決議要求全面廢除實習醫生制度，一九六六年，實習研修生組成的「青年醫師連合」(簡稱「青醫連」)也反對在教學條件惡劣的醫院研修，提出拒絕到指定醫院實習、不參加國家考試的方針。翠年，厚生省表明要徹底改革醫生養成制度，其方案是醫學院學生畢業後，即可參加醫生國家考試，取得醫生資格後，須在大學醫院或厚生大臣指定的醫院臨床研修兩年以上，然後才記入醫籍，這就是所謂「登錄醫」制度。可是，「醫學連」和「青醫連」都強烈反對，認為實質上並沒有改善教育條件，與過去的實習醫生制度沒有什麼兩樣，乃向各大學醫學部和醫院當局提出「研修協約」，要求內容為(1)希望到醫院研修的人大學醫院應全部接受;(2)研修課程的內容應反映研修生的意向。東大醫學部和附屬醫院拒絕這項要求，造成雙方對立。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九日中午，「醫學連」學生看見東大附屬醫院院長上田英雄等三人在醫院前行走，就上前圍住，要求繼續談判研修協約之事，院長說：「沒什麼好談的!」彼此發生了衝突。事後，醫學部教授會懲罰了十七名學生和研修生，其中四人被退學，兩人被停學。此一懲戒案在全校最高決策機構——評議會(由校長大河內一男主持)獲得了通過。可是，在這十七名被懲罰的學生中，有一個學生根本不在當天衝突現場，於是，醫學部學生和研修生組成的「全學鬥爭委員會」要求東大當局撤回懲戒案，大河內校長和豐川醫學部長(醫學院院長)在記者招待會上竟宣佈「處罰該生(即那位不在場學生)並沒有錯誤。」校方不重事實，只重權威的現象充分顯示了大學管理制度的缺失。在這種狀況下，學生沒有申訴的機會，校方與學生的雙向溝通與對話根本不可能。

五月十日，原先的「登錄醫」制度改為「報告醫制度」：大學畢業參加醫生國家考試及格，在大學醫院等指定醫院研修兩年後，得向厚生大臣報告。這法案在國會獲得通過。若依此一法案，研修未滿兩年者，國立醫院不會接納，具有相當的強制力。校方本想跟學生談論研修問題，但醫學部「全學鬥爭委員會」聲稱懲戒案撤回之前，不談其他。六月十五日，全學鬥爭委員會學生以校方不接受要求為由，占據了東大的象徵——安田講堂大樓(也是東大的辦公大樓)。大河內校長決意利用警力逐出占據講堂的學生。十七日天尚未亮，一千兩百名警察機動隊進入東大校園，開向安田講堂。這時，佔據的學生已事先離開講堂。但大河內校長將國家權力配備導入校園，不僅破壞了大學自治，也等於自動放棄了學術教育自主的立場;當即引起學生的反感，起而抗議。六月二十日，除法學部之外，各學院學生都罷課，約有六千名學生群集安田講堂前，要求與大河內校長進行「大眾團交」(校方與學生的集團對話)，隨後又因文學部學生懲罰問題，文學部進入無限期罷課，其他學部隨之。二十八日，大河內校長在安田講堂向六千名學生陳述導進機動隊的苦衷，並表示願意把醫學部懲戒案駁回醫學部教授會。說完，大河內校長即離去。六千名學生繼續靜坐，要求再舉行大眾團交，但是追究校方引進警察機動隊的責任，有越來越加緊的趨勢。七月二日，三百名學生再度占領安田講堂;隨後約有三千名學生與教職員組成「東大鬥爭全學共鬥會議」(即「全共鬥」)。組成人員以非政治性學生為主。「全共鬥」表明繼續占領安田講堂，並提出「大眾團交」、「校方自我批判導進機動隊之舉」等七項要求。當時正值暑假，「全共鬥」活躍份子住進講堂;一般學生則在校園草坪上搭起帳棚，組成「帳棚村」。「帳棚村一約有十二處，在炎暑下，學生坐在草坪上或開讀書會，或談論大學教育問題。八月十日，校方藉口暑假把校長署名的「告示」郵遞學生家，表示願意再審查醫學部學生懲戒問題，今後對導進機動隊將慎重行事等。「全共鬥」方面認為校方這種「單方面的通告具有權威色彩，畢竟是以現在大學管理制度為基礎的幻想」，引起學生強烈反感。開學後，「全共鬥」宜佈全校進入無限期罷課，並用實力封鎖整個學校。十一月一日，大河內校長、各學部長及評議員全部辭職;四日，以法學部教授加藤一郎為代理校長，組成新「執行部」(即各學部長與評議員).隨後，新任的文學部長林健太郎等與文學部學生進行「大眾團交」時，被剝奪自由，監禁了一星期。「全共鬥」此舉引起一般學生的反感與不滿。

嗣後，加藤代校長準備召開「全學集會」來解決問題，仍遭受「全共鬥」干擾而不成。加藤代校長又向學生提出舉行「全學集會」(全校師生的聚會)、對學生懲戒進行反省，實施大學改革等方案。可是，東大已被「全共鬥」封鎖，加藤代校長只好於一九六九年一月十日在東京青山的秩父宮橄欖球場召開「全學集會」，與醫、文、藥三學部之外的七學部學生代表團交換「確認書」，全盤接受學生所提的前述七項要求。於是各學部相繼解除罷課之舉。但「全共鬥」激進學生依然封鎖校舍，不讓學生上課。

另一方面，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以後，主張封鎖校舍的「全共門」激進學生和反對封鎖的「日共民青系」學生，在東大校園內不時發生械門，一般學生對此極為不滿，要求暴力學生離開校園。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七日，加藤代校長在一般學生支持下，向占據校舍的學生發出最後的「退出命令」，學生依然不聽。翌日，在東大校方的邀請下，八千五百名的機動隊再度開入東大校園，逐一解除校舍的封鎖。最後進行安田講堂的封鎖的解除。接守講堂的學生約五百人，以火燄瓶、石塊、桌椅等攻擊機動隊;機動隊則以水龍、催淚彈還擊。雙方進行了長達三十五小時的攻防戰，機動隊才完成解除安田講堂封鎖的任務。東大鬥爭終於落幕。是年的東大入學考試也因此而中止。

4

如果說東京大學是日本國家精英份子的培育成學校，那末，私立日本大學則是下級官僚與中小企業人員的養成學校。日本大學成立於一八九0年，原名為「日本法律學校」'是由當時司法大臣山田顯義在日本軍閥始祖山縣有朋與保守的金子堅太郎支持下創立的。原初目的在於訓練警察、憲兵、士兵、下級官吏，用以對付激進份子;更明確地說，是用來對付自由主義色彩濃厚的早稻田大學。因此校中右翼份子和體育系學生相當得勢，而且常以暴力對付其他學生;另一方面，亦以學生最多的「巨象」大學聞名於世;學校體質極具法西斯色彩，一切都納入校長的專斷獨裁統治下，而且經理和人事方面都有許多曖昧不明之處。大學教授也常以「不合大學的思想」被迫辭職，「學術自由」常遭蹂躪，加上體育系學生及右翼份子經常向一般學生施暴，學生的不滿情緒已蘊積多時。到一九六八年一月終於爆發了「大學門爭」。

一九六八年一月，日大理工學部的當權教授斡旋學生走後門入學，獲得謝禮達二十二億圓之多，而且這些款項均未向國稅局納稅，因而爆發了「脫稅事件」。這些款項大多以研究費、研修費等名義支付教職員，其中還有相當款項用在支持政治家的對外交際費上。就在國稅局稽查之際，經濟學部會計課長富澤廣突然失蹤，理工學部會計課徵收主任渡邊春子在自宅自殺。
這些相繼發生的瀆職與不祥事件引起了學生對校方的疑惑與憤怒。

日本大學雖以巨象大學聞名，但師資與教育設備都相當貧弱。校區幾乎沒有校園，學生連集會也不可能，借用教室開會，甚至貼傳單、告示，都要經過校方許可，自治會的活動也常受與校方關係密切的右翼份子及體育系學生干擾。由於這次逃稅事件，學生決心扭身而起，要求大學民主化，展開爭取學生做為人之自由與自立的「人權鬥爭」。

從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起，各學部先以各系或社團為單位集會，而後漸次提昇到以學部(學院)為單位的抗議集會。二十三日，兩千名學生聚集神田三崎町經濟學部一號館前，展開日大學生第一次的示威遊行，號稱「偉大的兩百公尺示威旅行」。校方放下校舍入口處的鐵門，把學生封閉在內，再支使右翼與體育系學生阻擾學生集會。這種種舉措，更激怒學生。二十五日，五千名學生群集神田三崎町白山路示威。二十七日，經濟、文理、法學、藝術、商學、農學、理工、齒學等各學部學生召開「全學總決起集會」'提出：所有理事辭職、全盤公開經理業務、集會自由、撤銷不當處罰等五項標語，組成「日大全學共鬥會議」〈「全共鬥」)。之後，參加抗議集會的學生從數千人增加到一萬人;校方則以臨時不上課、關閉學校相對抗。「全共鬥」學生聲勢越來越大，召開「總決起集會」，要求校方舉行「大眾團交」。六月十一日，「全學總決起集會」有五千學生參加，右翼學生加以襲擊，有兩百多學生受傷。以此為契機，經濟、法學、文理等學部全面罷課，構築防寨、占據校舍。校方在理事會中提出廢除顧問制、改革體育會、經理業務公開等革新案，學生方面則要求「所有理事辭職」和「大眾團交」。雙方依然沒有妥協餘地。暑假結束，九月初，校方導進警察機動隊，解除各學部的防寨封鎖，但經濟學部和法學部的校舍又遭受學生激烈反擊，再度被占領，用防寨封鎖。九月中，日大九學部的教員組成「連絡協議會」'八百人共同簽署，要求所有理事辭職。學生聲勢更壯。

九月三十日，校方答應與學生進行「大眾團交」，在兩國講堂召開校方所稱的「全學集會」——而學生則稱為「大眾團交」。當天，有三萬五千名學生參加;古田重二良會頭(董事長)等所有理事也坐在壇上;團交開到第二天凌晨三點，長達十二小時。校方全面屈服，所有理事都在「確認書」上簽字，答應廢除核查制度，全面公開經理業務，所有理事隨即辭職。兩國講堂中的學生當下發出轟天撼地的歡呼聲，紙片齊飛。「全共鬥」「打倒古田體制」的目標獲得具體成果。可是，日本首相佐藤榮作隨後在閣僚懇談會中宣稱「大眾團交」是集體暴力行為，不許存在;並把學生問題視為政治問題。日大校方利用這機會又撤回「確認書」，諸理事依然在位，並且利用政治與警察力量對學生大事彈壓。各學部在機動隊的壓力下逐漸解除了防寨。日大的大學鬥爭的時於在十月五日結束。

5

從東大與日大的大學鬥爭看來，大學的管理制度可以說是大學糾紛所以發生的主要契機。在舊的管理制度下，國立大學的權力機構集中在評議會和教授會，而私立大學則集中在理事會。在懲戒為主導的管理方式下，學生普遍缺乏參與甚至申訴的機會，學生的人權與自主權自然受到輕視，例如東大不問事實而懲戒根本不在現場的學生即是最明顯的象徵。在這種強權的管理下，學生對「大學」這種機構難免抱持懷疑態度，認為大學已經不是單純抽象的「理性之府」，也不是頌揚自由與自治理念的「批判大學」，而是「人類機器製造所」或「獨占下的轉包研究所」'甚至是國家意識型態的宣傳機構。因此，學生談到「大學危機」時，大都從「支配體制論」或「產學協同論」(企業與學校合作論)的觀點觀察大學，認為大學在日美反動勢力、獨占資本或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己趨於僵化，喪失了原有的創造性、批判性與真理性;對課程內容也極為不滿，認為講授內容都是沒有批判、沒有關連的片段知識，只適合用來獲取分數，以備將來謀職之用，對人格成長的自我啟蒙毫無俾益。

既然大學已僵化，課程又空洞無物，學生凝聚自己知識的方法，不外乎(1)以教授為「反面教師」'拿自己別處所學的知識體系與之相鬥，以穩定自己的知識體系;(2)在校園封鎖時，建立「新的學習共同體」，以社團或派系為單位，互相討論、研究;(3)根據自己選擇的書籍與雜誌，自我學習;(4)從運動推展過程所形成的現實中自行學習。這種種學習方法也許可以保持相當的創造性和批判性；但知識體系的形成必領具有自我內在的方法反省和持續不斷的努力。東京大學高橋徹教授說，在大學封鎖時期，學生的自主學習只是「一時的慶典」而已;學生往往把這設罷課的「自由時間」用在休閒上，而非用在學習上。果真如此，要獲取專門性的知識體系自然有其困難。

學生運動除了批判大學管理本質之外，最重要的另一主題是維護「大學自治」。往昔，所謂「大學自治」只具有外在意義，亦即排除外在勢力(如國家權力)對大學的種種干擾。事實上，大學本身依然是「國家」的縮影，權力支配是儼然的事實，因此如何突破這種現實，建立大學內部真正的民主自治體制，自是學生所關心的重點。可惜，新左翼各派系並不能提出新鮮的方案，大都只依教條的支配論，將教職員分為反動的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然後拉被壓迫階級與學生組成「統一戰線」藉運動以實現民主的自治。不過最值得重視的似乎是慶應大學學費鬥爭中所提的直接民主制。這是先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問題的討論，再擴及學系、學部，而後及於全校，亦即透過溝通與對話獲取主體間的合意(consensus)，以建立「學生的自治」，再透過與校方的「大眾團交」，以達成「大學的自治」。這種「草根性」的直接民主也許源自小國寡民的希臘城邦制，後來也為日本的市民運動所採納。

大學內學生運動參與人員，如前所述，大體分為新左翼各派系成員和非派系成員。派系成員大都居領導地位。大學鬥爭初啟時，由於大家對大學危機有共同認識，非派系學生還能與派系學生產生共鳴，共同行動。但越往後，派系學生越將自己的理念合理化，並以自己的理念為最高理想與權威，甚至彼此間發生內鬥，使一般學生疏離了派系學生，導致自我孤立。這是反權威而又自我權威化的結果。派系學生進駐、封鎖校舍時，對公有物的中立性往往並無充分認識。用桌椅等公有物抗拒機動隊猶有可說，但對微縮資料或文件的破壞則不可寬恕。例如，派系學生占領東大法學部時，即曾破壞學部內收藏的徵卷與文件。因此，後期的東大門爭，一般學生紛紛要求「暴力學生」退出校園。

6

綜觀日本戰後以來的學生運動，一九六0年代是運動的最高潮，也是運動的轉換期。一九六0年的「安保門爭」是戰後「全學連」運動的頂峰。參加「安保鬥爭」的學生大都是在戰爭時期輿盟軍占領期成長的年輕人。他們繼承了戰後的批判精神，對日本國家盲目進行侵略戰爭都留有極深刻的印象，因而對國家體制、對日本再度走向戰爭的可能性都懷著戒心。六0年的「安保鬥爭」所以有那麼多非派系學生主動參與，原因即在於此。「安保鬥爭」是一街頭鬥爭。經過這次鬥爭的挫敗，由於高度成長所顯現的社會變遷，學生的目光開始轉向自己身處的學習環境，發現其中的種種弊端，因而展現了全國性的「大學鬥爭」。經過「安保鬥爭」與「大學門爭」學生運動內都呈現了龜裂現象。新左翼因拒絕日共的權威性領導而脫離日共，展開自己的運動形式，終於喚起了戰後規模最大的「安保門爭」。但在「大學鬥爭」中，新左翼又以權威性的領導指揮一般學生，終於遭遇到一般學生的排斥，而淪於孤立之境。從新左翼的這些特質看來，日本固有的家父長權威體質依然原原本本滑落到新左翼成員身上。

到一九七0年代，一則由於經濟呈低成長，大學生只關心畢業後的出路問題，不再關心政治;二則此時的大學生均屬戰後出生的一群，巳無前一世代的批判精神，追隨時尚成了青年文化的一環，關心自己遠過於社會。因此，學生運動便如往昔日共所云：成了勞工運動的一部分，不再是勞工運動的先驅。另一方面，新左翼中，有一部分成員因絕望而走向武裝化、國際化路線，「赤軍連」的誕生即此一現象的具象化。

在學生與機動隊的對峙中，學生運動在戰術上也以「安保鬥爭」為分界，而產生莫大的變化。在「安保鬥爭」以前，學生大都赤手空拳對付機動隊的警棒。到「大學鬥爭」時期，學生已戴上頭盔，手持角材之類。到一九七0年代，赤軍連甚至拿起了武器。在機動隊這方面，則始終都用水龍、催淚瓦斯之類對付學生，從未使用槍彈。

總之，一九六0年代是日本學生造反、判逆的狂飆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