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０年代臺大學運──怎樣成為自己

八０年代臺大學運──怎樣成為自己
作者：羅葉

　

　　《瞧啊，這個人！》是存在主義大師尼采的智慧傑作，我曾經很想買來拜讀，卻遲遲沒有付諸行動，唯獨對該書副題「 How one becomes what one is」印象深刻；在我試圖回溯八○年代臺大學運的此刻，內心所隱隱惶惑不安的，便也正是「人怎樣成為自己」，我如何走過那段巔狂歲月，蛻變成現今的我？由於一九九○年退伍後，我幾乎一直都是個「編輯」，而這又是我高中、大學生活的重要學習，因此不妨循這線索找回去，看看曩昔的自己，尋味過往的同志情誼。

　

　　整個八○年代的臺灣，可說是以「美麗島事件」揭開序幕，它發生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經過一番逮捕與軍法審判，肅殺聲浪淹沒了同情。當時就讀國三下學期的我，正為七月高中聯考作準備，放學後，偶爾會從南門國中繞遠路，散步到龍山寺附近等公車，順便翻閱書報攤的黨外雜誌；但因發生美麗島事件，當時的新聞局長宋楚瑜先後查禁《八十年代》、《亞洲人》等刊物，使我失去課餘窺奇的樂趣，或許正因為這樣，我只好專心讀書、打打籃球發洩精力，幾個月後順利考上建國中學，少了黨外雜誌浪費時間，說起來應該感謝宋楚瑜。

　

　　進入建中後，文學熱情逐漸萌發，不假思索就加入校刊社，準備當個建青編輯。我開始閱讀大量閒書，小說、散文、哲學思想、從牯嶺街買來的過期雜誌，課業成績漸趨滑落，卻自得其樂的醞釀文學夢。如此升上了高二，正式進駐建青編輯室，雜書照看不誤，多出的則是策劃、寫稿、學習面對完稿紙；倘若僅止於這些，絕對不需太多時間，但因摻雜對課業、家庭的反叛，編輯室便成為避難所，經常藉故請公假，與好友窩在裡頭抽菸、聽披頭，偶爾看書或寫稿，要不就是蹺到臺大打撞球，苦悶與紊亂構築著所謂的「紅樓才子」，而成績一落千丈，高二上學期三次月考，數學相加不到一百分，兼又對化學不感興趣，鬧了一場家庭風波，下學期便轉唸社會組。轉唸文組後，課業成績意外好轉，連數學課本也能像小說般甘於捧讀。成績沒問題了，煩躁的卻是校刊編務上的審稿制度，在那接觸過程裡，我認識到國家機器對學生思想的箝制，這使我對國民黨難有好感，升上了高三又很嫌惡「三民主義」，儘管我在閱讀孫中山原典時感覺頗佳，但教科書與原典差異甚大，過度闡述附鑿後，可能連孫中山本人都搞不清，又因被列入聯考科目，使它成為填鴨教條，不再是活潑思想更遑論信仰。於高三上學期曾經幫學生輔導室編輯《成長》刊物，下學期，李晶華老師送我一張雲門舞集入場券，依稀記得那已是聯考前第三十七天，表演地點國父紀念館，舞碼正是著名的《 薪傳》。傍晚時分，我就帶著三民主義教科書出門，想利用搭車時間猛Ｋ一陣；然後我進了表演廳，在欣賞《薪傳》時，原本頗愛那布幔燈光塑造的意象，它模擬先祖們「唐山過臺灣」，結尾則安排一群孩童上場，象徵國家新希望；偏偏就在那瞬間，背景音樂「國歌」響起，全場觀眾肅然起立，而我對於其中夾雜國家認同頗不以為然，兀自坐在原位，內心交織著莫大掙扎與恐慌... 。我隱約聽見後排觀眾的指責，但就是不肯起立鼓掌！散場後，我隨人群湧出戶外，在回家的公車上，映著微弱燈光，俯視手中的三民主義教科書，猛然感覺它猶如狗屎；但是，為了考上大學、為免辜負母親的期望，就算狗屎吧，我還是硬吞下去了。

　

　　八三年大學聯考後，我進入臺大社會系，展開一段孤獨的摸索。在情感上，大一浸淫於狂熱的初戀，大二墜落失戀的深淵。在文學上，開始寫作詩或小說，試著向報紙副刊投稿。至於校園活動，甫入臺大，正是吳叡人擔任代聯會主席，相對於國民黨的長期掌控，當時的改革派學生彷彿讓國民黨淪為「在野黨」；包括大學新聞、大學論壇、醫訊、法言等社團刊物，八二年即以「普選」推動校園民主，要求代聯會主席由全體學生選舉產生，但因未被校方接受，進而標榜「還我學生權，還我自治權」，攻佔代聯會作為學運據點，這也便是我在活動中心所見到的「學生政府」。

　

　　然而我是孤僻的，加以當時對校園民主毫無體認，反倒感覺「學生政府」太狂妄，這便錯過了原可提早結識的諸多好友，直到大三擔任《臺大法言》總編輯，才逐漸走向改革派學生陣營。大二後的暑假裡，揮別失戀情苦，我意外閱讀鼓吹臺灣意識的若干書籍，對社會環境有了關注，正巧社會系同學何棋生當選法代會主席，在其盛情邀請下，我允諾主編《法言》，首度嘗試報紙編務。最先推出的，是由許舜能執筆的「女教官涉嫌宿舍餐廳經營弊端」，引發法學院訓導處震驚，相關壓力接踵而來；不過，那位女教官後來終究被調職，事實證明我們是對的，這使我發現「媒體正義」的力量。基於這開始，以社會系學生為主的法代會重返改革派陣營，但僅只站在邊緣，並未參與社團串聯；刺激我們的踽踽獨行的，彷彿是法學院訓導處的顢頇審稿，無論時評散文或新詩，他們都能挑毛病，這便喚醒我建青時期的記憶，纏鬥的意志愈趨堅定。為了讓《法言》徹底轉型，大三下學期起，總編輯改由許傳盛接任。我們初識於建中，進入社會系後，他一直參加大新社，透過他，大新主筆們也為《法言》跨刀，我則較常赴臺大校總區，逐漸熟識大新社的林志修、吳介民，醫訊社的王增齊、王作良，乃至其他社團朋友們。

　

　　就在這年五月十一日，母親節上午，政治系四年級學生李文忠在傅鐘下靜坐絕食，抗議校方對他的退學處分；事件導因是他「大一英文二修或三修不過」的爭議，由於雙方認知殊異，先前已活動中心召開公聽會，但因李文忠積極參與黨外運動，退學處分夾雜了政治考慮，而國防部的徵兵召集令又火速寄來，更加深整件事情的陰謀論，改革派學生為爭取平反時機，遂趁母親節園遊會開幕之際，於椰林大道遊行抗議，直接挑戰孫震校長的行政權威。

　

　　我是在「公聽會」當晚結識李文忠的，基於義憤與同情，母親節當天便為他的絕食守夜。那一天，從下午到深夜，情治系統大舉動員進出臺大，可以想見國民黨對此事件的關切；隔天，校方即應學生要求，組成「九人教授調查委員會」，稍後並建議校方准予李文忠復學，由於孫震校長曾經允諾接受教授決議，絕食行動便告收場，孰料學生們竟遭行政當局欺騙，李文忠等人遂赴行政大樓前抗議，與三十多位校警發生肢體衝突，多名學生受傷，而李文忠也在五月十六日被迫南下入伍服役。

　

　　李文忠事件落幕後，林志修代表改革派參選代聯會主席落敗；法代會主席何棋生即將任滿，國民黨方面運作奪回法代會，遭大學新聞披露；醫訊社王作良等六人因主導李文忠絕食事件，遭校方處以留校察看，校內學運動能一時式微。但在暑假期間，以大新、大論為主的社團學生南下鹿港，參與反杜邦設廠運動，則是學運腳步跨向社會的重要嘗試。

　

　　升上了大四，只能以「諸事纏身」來形容。首先，社會系的難兄難弟們交卸法代會，轉任畢業生代表聯合會幹部，且將我引薦為畢業紀念冊總編輯，先前我編過的報紙期刊都是黑白印刷，為求補充彩印經驗，決定挑下那個重擔。其次，針對紀念冊的預算規劃，我結識了畢代會財務長－－女友阿咪，失戀兩年後又再戀愛，自然也是很花時間。大四一開始，我正式登記為大新社員，而大新旋即因審稿問題遭校方懲戒停社一年，社長許傳盛、林國明、陳明祺均被記過，改革派社團乃串聯簽署「爭取校園言論自由聯合宣言」加以聲援，卻遭臺大「連絡中心」刊物惡意中傷；於是，大新社決定舉辦「惜別演講會」，在大陸社、三研社及多位研究生參與下，儘管校方祕密探知演講者名單，向各家長恐嚇「上臺演講者一律退學」，仍難遏制如箭在弦的抗爭風潮。

　

　　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傍晚，暮色漸沈中，改革派學生將臺大校門口每棵椰子樹綁上黃絲帶，現場播放Joan Beaz 的抗議歌曲，大橫布條上寫著「只要真理存在，我們終將回來」；稍後，學生群眾千百集聚，不安氣氛隱隱籠罩，經由林佳龍等人開場後，確立了「和平不理性」局面，學生們接棒暢言盛況空前，而這也正是臺大《自由之愛》團體的搖籃。基於這場演講會的成功，校方未敢妄施懲戒，「自由之愛」團體又於十二月十日舉辦「肥皂箱演講會」，同一天「自由之愛」創刊號出爐，擔任地下編輯的我忝受抬愛，負責撰寫發刊詞，劈頭即是：「讓我們嘗試檢驗真理的體質，就在土生土長的這塊土地上，我們什麼都該重新認識的－百分之百的自由與沒有仿冒的愛！」之後，臺大學代會通過決議，要求廢除審稿制度，改革派社團展開「大學改革方案芻議」簽名活動，配合《自由之愛》第二期出刊。當然，校園民主風潮受到大環境解凍的影響頗深，舉例而言：八五年十一月，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八六年五月，《當代》雜誌創刊；到了九月，《文星》雜誌復刊，《臺灣新文化》與《南方》雜誌相繼問世，這些刊物都為文化界注入活水，較特別的是《南方》，其負責人呂昱因高中時代參加讀書會，竟被判處十多年的政治牢，出獄後仍對學運情有獨鍾，而我與好友游士賢意外擔任《南方》第二期美編，因此結識呂昱，輾轉認識其他院校的學運成員。

　

　　八六年九月底更有一件大事，亦即民主進步黨宣布成立，國民黨在威脅逮捕無效後，十月初，蔣經國宣稱即將解除戒嚴及開放黨禁。隨後便是年底增額國代與立委選舉的重頭戲，臺灣首見兩黨對壘，許多大學生不禁投身為反對黨助選，而我與郭宏治、許傳盛，去蔡式淵的國代競選總部幫忙，在南方朔的帶領下製作文宣，因緣際會做出一份對整體選情頗有影響的傳單。

選戰過後，民進黨大有斬獲，學生們重返校園，其他院校的學運漸趨活潑，臺大《自由之愛》繼續燃燒。八七年一月，關切校園情勢的蔣經國終於有意將國民黨知青黨部遷出公立大學，稍後「臺大教授聯誼會」成立，「教授治校」呼聲高漲。在社運勃發民心思變時空下，有一天，我在臺大公館附近遇見南方朔，他說即將與朋友創辦一份刊物，問我有沒有興趣去做事？我聽了，心中虛榮竊喜，但因當時畢業紀念冊尚未完成，只好簡單婉謝，稍後始知那就是《新新聞周刊》，而我遲至九○年退伍後，才進入新新聞擔任文字編輯，繼續受到南方朔教導。

　

　　八七年春節過後，《自由之愛》重新出發，對內釐清組織本質，對外則是跨出校園。有鑑於大學改革非僅限於臺大一隅，《自由之愛》第三期祭出「新社會宣言」，那是郭正亮的力作；隨後即有「大學改革請願團」赴立法院請願，如此持續抗爭至五月，又在校園內擴大遊行要求普選，此事雖仍未成，改革派推選的陳志柔卻當選了代聯會主席，為日後普選奠立基石。這時候，畢業紀念冊也已大功告成了，但身為總編輯的我並未畢業，說來不免有些好笑。基於各種因素考量，我初上大四時便決定唸「延一」，逕將一門必修課留到大五下學期。暑假裡，為求減輕母親的負擔，我去《南方》雜誌打工當美編，當時總編輯已是郭正亮，他邀集一批臺大研究生主筆，陸續推出政經社會相關專輯，而在呂昱熱心串連下，《南方》對於校際學運的整合貢獻甚大。我在《南方》打工半年，稍後轉至「三映」，那是由政大學運成員翁明志創辦的傳播公司，旗下另有「第三映象工作室」，專門製作各種社會紀錄片。當時正是臺灣社運勃發期，勞工、反核、國會全面改選... ，諸多議題前仆後繼，街頭頻見示威遊行，我則負責製作錄影帶封面，由於收入有限，年底又到民進黨兼差，擔任《民進報》美編；或許是因為這緣故，不願隸屬任何政黨的我，入伍後竟被政戰系統指為「民進黨員」，前五個月遭特別隔離，後來則是當工兵、蓋營舍直到退伍，雖然日子比較苦，體魄卻也練得結實，不能不說是民進黨「惠我良多」。

　

　　八八年開春後，大五下的我逐漸淡出學運，當時蔣經國崩逝不久，李登輝政權猶未穩固。我想趁著當兵之前，讀讀書、寫寫稿、順便練練退步的體能，閒暇時便愛出遊散心，兩度到花蓮鳳林拜訪許傳盛，他也同樣唸大五而準備服役。第二次去花蓮休閒時，某天傍晚，我與傳盛坐在電視機前吃晚飯，猛見螢幕中播出警民追毆－－那便是著名的「五二○事件」，數千農民北上請願，與鎮暴警察發生流血衝突，我們熟悉的許多學運同志也置身其中，頭破血流、遭警拘禁，當時我就對傳盛說：「如果人在臺北，應該也是那樣子吧！」但我們只能為學運同志默默祝福，因為，那已是告別，在入伍前夕，我們的心情已提早畢業。